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全国政协委员、中航工业集团副总工程师杨伟是带着“求药方”的任务来到全国两会的。上会之前，一位传统制造企业的朋友嘱托他，“太难熬了，帮着从两会上找些新招儿，再看不到希望，企业有可能要‘死’了”。
如今，他认为药方找到了——新动能。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
“药引子”，似乎也有了。
在3月6日小组讨论时，杨伟放眼自己所在的政协科技界别30组，他意识到“药引子”就在这个会场上——这么多的科技大咖，背后有那么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正是企业转型升级新动能最好的“药引子”么？
一个巧合是，政府工作报告在列举“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时，提到了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参与者，就坐在杨伟所在的会场。
然而，即便是做出这些科技成果的人，对创新驱动这个“药引子”的使用，也还是有些“头疼”。眼下的问题是，现有的这些科技成果，谁来转化，谁有动力来转化？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在发言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许强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完善股权期权税收优惠政策和分红奖励办法。现实情况是，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所提出的科技人员从科技成果转让收入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却难以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探月三期总设计师胡浩曾到一家军工企业调研，这家企业有8000多项发明专利却迟迟不能转化出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不到位”。
“科技人员不愿把手里的成果转出去，企业哪里来的新动能？”许强说。
当然，企业自身也需要进行创新。在全国政协委员、一汽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李维斗看来，这正是新动能动起来还须迈过的另一道坎，即目前一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
先是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工商联主席李卫华告诉记者，他所参与的一次调研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的研发强度小于1%的企业数占比依次为50.2%、52%和49.4%，有一半的企业研发力度处于较低水平。
这背后除了民营企业高层次人才难招、难留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环境问题，即知识产权保护的困难——
“大环境就是抄袭别人的创意，却能够赚大钱，那么，谁还会去搞创新？”李卫华说，这导致了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生产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久而久之，便没了创新的动力，也就失去了创新能力。
国企也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李维斗看来，这主要和“环境不够宽容”有关。
参会之前，李维斗曾参加过一次无党派界别的调研，题目就是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调研中，李维斗不止一次听到国企的领导“吐槽”：也知道需要创新，但有时候真不敢创新，因为动不动就有可能碰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今天，一项科技成果作价几百万元卖了出去，明天或后天这项成果有可能成了一项价值几千万元的项目，由此就有国有资产“流失”“贱卖”之嫌。
李维斗说，一些国企实行责任倒查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些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但在科技创新上依然套用这些政策，很可能让人不敢迈出脚步。
如今，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李维斗希望，这样的机制能够早日落地，让那些创新者真正动起来。
最后一道坎，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郑兰荪看来，是硬科技还太少，“论文满天飞，但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成果能有多少？”科技经济“两张皮”，这个科技界和经济界诟病已久的老问题，在新动能时代显得更为迫切。
去年12月，郑兰荪曾到云南参加一个教学培训班，其间，云南一家二本院校找到他，请他去讲课。交流后，郑兰荪才知道，原来是要请他去讲“如何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我一听，如果是讲这个，那我就不去了”，郑兰荪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都想着去搞个大论文，跑个大项目，却鲜有考虑自身定位，以及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保密局局长田静所说，当前的科技产出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获得奖励等形式化的所谓“成果”上，这对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将是一大“阻碍”。田静曾担任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他说，这说到底，是科技界的评价导向出了问题，致使学校、科研院所“趋之若鹜”。
“指挥棒必须尽快改变，我们做科研，不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去发文章，那有什么用？”田静说。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