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之死

    1712年，阴历七月半，大清圣祖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收到一封来自扬州的求救信。奏折上说，他的心腹宠臣、江宁织造曹寅已命在旦夕。

    根据奏折描述，卧病在床的曹寅告诉内兄：“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

    他口中的“圣药”，名为金鸡纳，是传教士带来的西药。

    曹寅对其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1693年传教士曾冒杀头之罪进献金鸡纳，治愈患疟疾重症的玄烨；亦缘自此后康熙在南巡时，曾将这珍贵的、“皇上御制的金鸡纳”，赐给带病接驾的臣子。

    捱到生命尽头时，曹寅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那恰好是一个中西方文明微妙交织又擦肩而过的时代。

    英国现存最古老的药店，在1743年开张。店铺的药柜与我们熟悉的中药铺子惊人相似：大半面墙都是整齐的木质小抽屉，每个小格子里都是一味药。

    只不过，从前欧洲的顾客抓药后，并不带回家熬煮。店员会把药材仔细混合，架上模具，把它们压制成药片。

    17世纪末，随身带着西洋药到大清来的传教士，深为中国的医药所折服。曾有耶稣会神父在北京的府中虔诚亲测“人参”这味前所未见的补药：吃一次就觉得“我对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热忱与力量”，几天以后工作到精疲力尽之际，又憋不住“吃了好几回”人参，每一次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家伙在笔记中自述，在他心目中，人参的地位一跃而起，超过了中国最好的茶。

    在中国的牧师把关于人参的见闻写成医学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刊物上。在加拿大的传教士读到了，觉得人参的生长环境与蒙特利尔的森林差不多，于是雇了印第安人去森林里找“人参”。

    还真被他找到了。

    没过多少年，西洋参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与同时代的国人一样，曹家也将人参视为珍贵药材。年过五旬之后，曹寅自觉“虚弱倦怠”，就算只是偶感风寒，也要吃个人参、进个补。

    不过，他的主子、见过大世面的康熙并不买人参的账。他在批阅奏折时对曹寅说过，你在南方住久了，虚胖气弱，“万不可用补药”。皇帝认为，曹寅这人参吃得，效果还不如六味地黄丸。

    在1712年夏天收到曹家发来的那封求救信时，皇帝仍不忘跟曹寅的内兄念叨：“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

    数落归数落，皇帝还是命人准备了金鸡纳，“赐驿马星夜赶去”。

    事实上，让统治西方医学界上千年的盖伦医学理论崩溃、向现代医学发展的契机，就是一开始以树皮形式出现的金鸡纳。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它的副作用实在太大，效果也不稳定。但在那个看病还要掐算水土气、百病都靠放血治的中古欧洲，它对疟疾算得上是有神效。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西方人一步步迈入现代。

    人类不再需要一小格、一小格收藏草本植物的药铺，科学家放下上古医典，转而钻研每种物质的具体成分。

    如果没有他们的求索，很难说，现在的人类是否有那个本事发现金鸡纳树皮中含有30多种生物碱，并准确指出其中哪些成分能够终止疟疾发作，又有哪些会影响心脏、导致腹泻、影响视力。

    但在大清国，金鸡纳到底只是一味并不稳定的药材。

    “圣药”没能挽救曹寅的性命。在皇帝的恩宠抵达扬州之前，他撒手人寰。尽管与康熙情谊匪浅，他的离世，却不可避免地拉开了曹家败落的序幕。

    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回忆了家中准确报时的西洋钟、清晰得令刘姥姥对着镜中人聊天的穿衣镜以及秦可卿在去世前哀伤的一番话：“如今我们家族赫赫扬扬，已将百年，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如果当年那份金鸡纳及时送到扬州，也许今人读不到这幻灭的繁华世界。

    也是从那时起，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曾经皇帝心腹曹寅都用不上的圣药金鸡纳，到如今，因为副作用严重，已经很少再被用于治疗。对一个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普通人而言，金鸡纳的身影，唯有在5块钱一罐的屈臣氏汤力水，或是上百元一瓶的法国奎宁防脱洗发水中浅淡一窥。有意思的是，人参，依然是那味高高在上的神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