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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潘凯雄来说，1983年的阳光在记忆中显得格外妩媚。那一年，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进入《文艺报》工作，开始了一个文学青年踌躇满志的人生。
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文艺报》工作的贺绍俊开始合作撰写一系列文艺批评文字，不计较署名先后、不计较稿费多少，内容都是彼此讨论后的产物。这样的“双打”写作在当时并不罕见，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组合。
“现在一些年近花甲的作家、评论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回望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个年代的小说和评论，特别是当时的文学氛围，总是充满了温情和眷恋。”在潘凯雄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纯真年代，没有太多的物质诱惑，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大家的月工资也就50元多一点，直到1987年也不过涨到80多元”。
潘凯雄说：“从骨子讲，那可能是一个建立在 ‘低水平’物质基础上的理想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80年代文学的位置实际上被放大了，现在不过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潘凯雄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美好记忆，有其特殊的大背景为依托。十年“文革”，文化被高度禁锢，除了一些少数“官方钦定”的文艺作品，阅读几近空白；伴随着1978年的思想解放，很多“文革”前的图书得以重印；1985年以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大量国外的文艺思潮和作品更是蜂拥而至。
与旧书重印和引进作品同步的，是国内文学创作的日趋繁荣，相继出现了“伤痕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1985年以后，又出现了以韩少功、贾平凹等一批向中华传统文化寻找底蕴的“寻根文学”。再往后，更年轻的先锋作家出现了，余华、苏童、格非、马原……
“文学的最大读者群终究是年轻人。对过去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他们来说，80年代是一个眼花缭乱的时代，每个人都尽情阅读。”潘凯雄说，“但当时的年轻人能够证明自己、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远不如今天多，而成为作家、批评家显然是一条十分诱人的道路。在当时，一篇作品倘能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户口都能农转非，这该是多大的红包啊。”
潘凯雄说：“一些人对80年代的眷念可以理解，但不应沉溺其中。现在很多时候，人们都在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物质极大丰富，文学呈现高度多样，个人实现价值的途径非常多。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时代的巨大进步毋庸置疑。”
当然，潘凯雄也承认，在这个急匆匆的年代，年轻人都拼命往前赶，在阅读、创作和文化消费上，也存在诸多急功近利的现象。“比如，把网络文学一天上传数亿字当成一种成就，就是浮躁的、非理性的，违反文学规律，缺乏基本常识。”潘凯雄说，“有科学家研究，人穷其一生其阅读总量不过两三亿字。每天几亿字的产量，还能指望产生什么伟大作家，读者又能读到什么伟大作品？”
30多年前，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潘凯雄和贺绍俊的“双打”工具就是纸笔。所幸这些手稿都保存完好，才有了今天这本《双打批评：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翻看书中收录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怎样酿成的》《伊甸园里的躁动——性文化意识小说漫评》《青春的活力与模式的桎梏——由几部描写当代大学生活的近作所想及》《电影向文学要什么》……这一个个标题以及隐匿在标题其后的文学现象， 80年代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