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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哪一个时刻改变了华人科学家张锋的命运。
他出生在石家庄，11岁到美国。初中时，母亲督促张锋去参加“分子生物学”的周末兴趣班。毫无意外，13岁的小孩压根儿不懂啥叫分子生物学。然而兴趣班的老师另辟蹊径，在课上给他们放电影。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科学家从琥珀里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出恐龙遗传基因，将这种灭绝了6500万年的古老爬行动物带回世界。张锋对科学的热情被这部电影激发了起来。
高三那年，因为一个与病毒有关的实验项目，他萌生了“治疗艾滋病”的想法；大学里，好友患上抑郁症，张锋查了一些资料，惊讶地发现抑郁症无法根治。那一刻，他希望自己能为此出一分力。
2016年，张锋34岁，已经是哈佛-麻省理工布罗德研究所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他不是医学家，也不会给任何人看病，然而少年时那些看起来遥远的梦想，已经被他拉近了一大步。
今年3月23日，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奖揭晓，张锋是其中一个获奖者。
盖尔德纳基金会表示，张锋获奖是因为“促进了将CRISPR-CAS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真核细胞”。简单来说，由于这位华人科学家的努力，人类已经可以用非常简单、精确且廉价的方式去剪切、拼接任何生物的基因。
许多让医生束手无策的疾病，说穿了都是因为基因破损。只需对基因稍加修剪，镰状细胞性贫血、肌肉萎缩症等疾病就能迎刃而解，HIV用以渗入免疫系统的受体也可以被破坏。
此外，运用基因编辑技术，猪身上的器官能够移植给全球约100万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农作物能大量增产；人类也可以探究过去70万年里各种已经灭绝的物种的DNA序列。
形形色色的新发现正在实验室里经历考验，张锋，已经成了国际媒体聚焦的新热点。
不只一个美国记者注意到，这个剪着西瓜头、戴着方框眼镜的亚裔科学家在派对上意兴阑珊，待不了20分钟便急着回实验室。16岁生日那天，张锋得到了进入梅因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实习的机会，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5个小时。据说，从那以后直到中学毕业，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那里待上5个小时。
他也许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解释自己的工作。每天晚饭后，他都要离开家人，回到实验室，直到深夜。
但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是与科学有关的。在中学时代，他就试着把发光水母的基因移动到人的黑色素瘤细胞中，看着细胞在黑暗中发出绿色的荧光。
再比如，在听说一种名为“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的免疫机制之后，他与同事“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尝试将其用于人类细胞。他们取得了成功。3年前还鲜有人听说过这个名词，现在，高中生都能用CRISPR来做实验了。目前，张锋实验室里有一半人都在研究脑科学，探究自闭症、抑郁症、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疾病背后的基因缺陷，一点一点摸索各个神经细胞中活跃的都是哪些基因。
不是所有事实都鼓舞人心。目前，围绕着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张锋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尼佛·杜德纳、德国亥姆霍兹传染研究中心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之间还存在专利纠纷。此外，在某些情境下，这种技术听起来似乎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譬如，如果将这种技术运用在人类胚胎上，未来家长很有可能可以定制孩子的外貌、性格乃至运动能力。
对于后者，科学家似乎并不担心。他们不忘提醒大众，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新发现都引起过恐慌：试管婴儿、克隆动物都曾经历过类似的风波，更早的时候，会在城镇中迎头相撞的火车也在被禁止的恐怖发明之列。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走向新时代的跨越中，张锋功不可没。
去年，美国一位专注医学前沿报道的媒体记者见证了张锋与他母亲的一次谈话。他们聊起很多年以前，母亲常常在实验室外等待实习的儿子，一等就是几小时。一日，夜幕降临之际，无数秋叶在纷纷扬扬飘落，那壮阔的情形令母子俩非常惊讶。他们联想到一个人的时间是多么宝贵，而生命，又是多么容易从这个世界悄无声息地逝去。
“尽我的全力去做一点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张锋说。
至少现在看来，这个人生目标，他在而立之年已经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