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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大学之林中，这都是一个罕见的时刻：2016年，分布在东西南北的5所声誉卓著的中国大学，庆祝它们同根同源的120岁生日。
在民族危亡时刻诞生、萌发较迟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缺乏美国加州大学那样的公立大学系统，然而交通大学是个例外：它几经分合，历经战火和政权更迭，终在上海、西安、成都、北京及台湾新竹发出新枝。5所交大各自独立办学，又分享同一个传统及理想。
作为中国人最早举办的两所公立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根系蔓延脉络，牵扯着整个国家的枯荣。
这条根系扎得很“实”。从“求实学，务实业”，到“知新致远，崇实笃行”，实际上，“实”是今天谈论5所交通大学时无法绕开的特征。
100多年前的上海，当亲手终结了清廷的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处奔走，为铁路交通建设筹款时，他在这座学府的演说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称实业乃救国唯一出路，而实业之母为交通，交通之母则为铁路，这与这所于甲午战败后“应图强需要而生”的学堂，其骨子里的实业报国抱负不谋而合。
就像是一个历史的回声。在孙中山写出《实业计划》的1920年，上海这所学堂和另外3所学校，共同定名为“交通大学”。这是这个享誉已久的校名第一次出现，其血液里流淌的，是始建于1896年的上海南洋公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和1909年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等源头学校的救国基因。
今年，两甲子华诞之际，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新竹交大决定携手同庆，这是历史上的首次。
做实在事——务实
理工科出身的人，在一起庆生，也许不浪漫，却来得实在。5所交大同庆，为表重视，在每所学校校庆日当天，另外4校都将派出一位代表到校道贺。
新竹交大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准备。但在校庆日前的两周，该校校长张懋中又专程去了一趟上海交大，4天后，他又赶到西安交大。他说，作为校长，校庆当天只能顾得了一头，无法出席同庆，那就提前来看看。
在“交通”面前，台湾海峡已不再是鸿沟。今天，上海交大闵行校区里种着两排香樟树，系交通大学111年校庆时台湾校友为纪念“同根同源”而赠。这条源流的重要一脉，即是清朝洋务派代表盛宣怀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盛宣怀被视为近代“中国实业之父”，办学堂寄托着他的实业报国志向。
因此，务实的种子从南洋公学时期就已种下。执掌交通大学最久的校长唐文治，明确提出“尚实”的教育思想，与“学而优则仕”的虚功旧制彻底决裂，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之专才为目标。
后来的交通大学校长，也是新竹交通大学创始人的凌鸿勋这样评价唐文治：“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唐文治时期交大校歌里的那句“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也成为后来者的座右铭。
后来，这里培育出一批围绕实业的科学和技术大师：世界科学巨匠钱学森，创立中国航天科技；铁路英才凌鸿勋，主持陇海线巨筑；桥梁泰斗茅以升，建造神州首座现代大桥；水利俊杰张光斗，擘划华夏大型工程水利；电脑大王王安，驰骋世界电子信息领域……
在高铁四通八达、列车驰骋于世界屋脊的今日中国，“交通”实业带来便捷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交通大学诞生的年月，中国铁路以及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却十分艰辛。
中国出现铁路在1876年，较西方晚了半个世纪，彼时欧洲早已建成铁路网，铁路使世界经济连成一体，火车汽笛宣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以交通为名的这所大学，走在了中国搭桥建路的最前面。用作家余秋雨的话说，交通大学之“交通”，实乃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座桥梁。
在这座桥梁的背后，不乏一代又一代交大人的务实努力。正如西南交大校长徐飞所说，中国和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的关系，经历了望尘莫及、望其项背、并肩而行、一马当先4个阶段，交通大学在其中，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会做人”——求实
细究历史，无论是兴办实业教育，还是开设工科专业，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均并非国内最早，但不同之处在于，一旦办起来就一发不可收，且办出了当时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蔡元培就留下话说，交通大学为全国造就“建设人才”最高学府。
上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一度被称为“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1934年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次年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就有一个“惊人”发现：交大的课程安排与该校同出一辙，连实验课的内容也是一样的，“交大是把MIT搬到中国来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除了交通大学从麻省理工学院引进教材和课程外，与交通大学近乎严苛的求实气质不无关系。
还是发生在钱学森身上。1933年，机械工程学院“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题全部正确，只是在最后一题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被任课教师扣去4分，没得到100分。
至今，这则故事一直在交大校园里流传，成为交大人用来传承“求实”精神的最佳注脚。
比如，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老校长孙科之子孙治平，曾经报考交大，因为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能被录取。后传为佳话：孙中山的孙子，也只得作为一名选课生来交大旁听。
这种公正的做法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谁要违反，哪怕是校长，都会遭到全校一致的反对。1923年校长卢炳田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遭致师生一致抗议，最后发动“驱卢运动”，将他赶出校门。
这所学校的可爱之处，恰在于此：她谋着高大上的事业，却从不自负。有时，甚至会自我调侃，这一心扑到实务上去，难免有所顾忌不到一些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地方。
41岁的陈雪峰是西安交大目前最年轻的院长。谈及交大精神他说了一个词——“严谨”，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严谨，严谨到让人感到有些死板”。
他所在的学院就有一位这样的老教授。老教授所带的博士中，5个人里有3人不能按时毕业，有的甚至要熬上六七年才能毕业，原因就是这位老先生的“严格”：做出来的实验不过关，产品性能太差……
渐渐地，这位老教授被扣上了“不会做人”的帽子。再到后来，他所带的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少——没人敢报，也不愿报他的博士。
老教授的脾气却依旧如故。
告状信写到了陈雪峰的邮箱。陈雪峰的态度是，要像珍惜大熊猫一样珍惜这样的老教授：“他们是交通大学的脊梁，他们身上这种所谓‘不会做人’的气质，正是交大‘求实’精神的延续。”
不惧万难——人先
说起交通大学的气质，上海交大校长张杰想到一个词：“敢为人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信和勇气。以改革为例，解放生产力，释放积极性，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关键词，高校改革也不例外，上海交大早在1981年就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此后，教职员工积极性空前高涨。
1984年2月16日，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正赶上正月十五，邓小平接见了上海交大主要领导干部和教授、学生代表，会面主题就是对交大的改革成效表示支持。
那一年，上海交大的探索经验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战线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定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
一所高等学校的工作经验写入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至今，这样的现象也十分罕见。
“为什么是交大？”王宗光说，交大人理工科出身居多，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对国家有益，对教育有益的，就去尝试。“这说到底，还是因为骨子里流淌的那些滚烫的‘实干’血液，让我们事事想着为人先。”
时隔30年，这样的故事在2014年的上海交大校园里继续上演着。这一年，国际学术刊物《自然》罕见邀约中国高校校长来撰写高校改革文章，这位校长即是张杰，他的想法也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即是推动以制度激励为核心的师资队伍改革。这听上去，和20年前释放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时过境迁，敢为人先背后，所秉承的“实干”理念，并未改变。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当属“交通大学西迁”。那是交通大学上一个甲子故事的开头——1956年，老一辈交大人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坐上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所到之地，则是与中国东部最发达城市完全迥异的景象——校园里到处是荒草，还有一处打靶场和一个豆腐房。次年秋季，学校在草棚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一迁，才有了后来的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
77岁的老院士陶文铨赶上了这一变化。当年他报考交通大学时，尚无上海、西安之分，只听说那是一个“毕了业能去做火车站站长”的学校，家人里极力推荐，1957年考入时通知书写的是“交通大学”，1962年本科毕业时，领到的毕业证已是“西安交通大学”。
“从迁校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不仅体现了交大人‘工业救国’的使命担当，也彰显了交大师生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国，不计得失的家国情怀。”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说。
如今，交大人已互称彼此的学校为上海母校、西安母校、成都母校、北京母校、新竹母校。后人为了纪念当时的西迁，特在西安交大的设立了“西迁馆”，西迁精神也成为这所百年老校，扎根西部、担纲新时期国家脊梁的一个象征。
西安交大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贾箭鸣说，60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逾23万名毕业生，每3个人中，就有1人选择在西部建功立业。
饮水思源——报国
在张杰专门接待张懋中的会客室，有一面照片墙，墙上挂满了这所百年老校成立至今39任校长的照片。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照片下面的数字，并非这些校长的生卒年月，而是他们担任校长的起止时间。这些印刻在墙上的时间，无意中透露了历史的秘密——一旦国事动荡，则校长更换频繁，学校发展也是举步维艰。
比如，上世纪20年代，正值“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政坛地震频发，变化之速超乎预料。短短两年间，领校长印者竟有5人之多。而在老校长凌鸿勋离任，新校长蔡元培到职之前，曾有过3位任职很短，乃至任命后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校长或代理校长。
几乎每一次接待外宾，张杰都会选在这里，外宾看到这些，对这百年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肃然起敬。而在张杰心里，则更多地涌上一种“家国担当”，交通大学为图强救国而生，今天，也只有再行创举才能对得起祖先。
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上海，提出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后，张杰拿出了学校六成的师资力量，投入到这件事。
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的发家史，也多与所在国家，乃至全球命运起伏息息相关。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在内大学，正是借助于二战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卡内基梅隆则借助于城市衰落急需新的科技增长点，而使其计算机学科异军突起。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高校，为何有一些社会地位逐渐弱化？原因很简单，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在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这是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去年年底在学校一次工作会议上所说的。
当时，一个由该校主导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设想，已经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同意批复，王树国准备将其打造为丝绸之路的创新港湾。这种选择，在他看来是西安交大探索21世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模式。
这是5所交大的共同取向。
3年前，北京交大和西南交大以“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入选首批“2011计划”。北京交大校长宁滨认为，选准国家需求方向是其成功入选的主要原因。
“如何保证这样一个现代化复杂系统的安全，是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尤其在7·23动车事故和9·28地铁事故后，于国于民至关重要。”宁滨说。
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也瞄准当地乃至亚洲电子产业的发展，撑起半壁江山，包括联电、台积电、联发科、宏碁、华硕、纬创等知名企业皆是其孕育的结晶。
今天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着数百亿英镑大单去英国访问，主打的高铁和核电两个项目，离不开几所交大的智慧，前者离不开西南交大、北京交大的贡献，而后者则有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参与攻关的身影。交通大学的实业报国在这双甲子的轮回中有了新的注脚——包括高铁技术在内的“中国制造”，卖到了昔日帝国的家门口，而当初，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让中国在鲜血和死亡中认清了交通的重要，交通大学也因此在那样的局面下诞生了。
这是交通大学的进步，也是中国的进步。
本报北京4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