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只给领导看的改革

    4月的一天，距离徐伟爬出战壕还有617天。

    早在三四年前，徐伟开始给自己的工作时间倒计时，办公室墙上的电子钟被他贴了两行黑底白字，上面一行写着“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下面一行则倒数着战斗的日子。

    很少有人会把在文化馆的工作比作战斗。毗邻着北京最繁华的CBD商业区，徐伟所在的朝阳区文化馆，坐落在一幢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灰白色小楼里。同周边极有现代气息的“大裤衩”和“电熨斗”之类的建筑相比，这座建筑物看上去似乎难以融入北京日新月异的城市氛围里，也乏味得跟“战斗”不沾边儿。

    如同人一样，一座文化馆也不可貌相。熟悉这个馆的人知道，用北京话说，朝阳区文化馆有点“各色”，也就是充满个性的意思。在掌门人徐伟眼里，这座文化馆就是一个不断与旧体制和旧思维作斗争的地方，是他的“战壕”。这里也是国家确定的35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唯一一家基层文化事业单位。

    “没有这个馆，就等于没有我。”在馆里待了30多年的徐伟说。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却说，没有这个馆长，也没有这个馆。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徐伟，高中一毕业就分配到了文艺宣传队。后来等他一打听，才知道“文艺宣传队其实也就是文化馆”。还没等他干点什么，文艺宣传队就解散了，他顺理成章地进了馆里。

    无论是“宣传队”还是“文化馆”，都带有计划痕迹和行政意味。曾经，徐伟没把进文化馆当作人生理想。当时，跟很多被时代推着走的年轻人一样，他连“什么是好的选择”都没考虑过，“哪都是好的，让我炼钢去都行，就是那么一股劲儿”。

    有那么“一股劲儿”的徐伟，碰上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浪潮。近年来，文化单位开始去“行政化”，摆脱“吃皇粮”的老路子，慢慢地拥抱市场。大浪潮在一个基层文化馆里也掀起了不小的浪花。对徐伟来说，除旧革新就是一场“战斗”。

    “我老觉得这是一个战斗场面，它总是有一种玩命的东西在。”这个出版过诗集的文化馆长说。

    这场战斗首先要对抗的是单位对体制的过分依赖。近年来，徐伟指挥的文化馆主动从全额拨款转为差额拨款，搞起馆长竞聘制和全员项目负责制，算是跟体制“断奶”。

    他将炮火对准了事业单位遗留下来的“行政化”风格。最初，文化馆经历过“七部一室”的“衙门期”。那时，文化馆是连着片的办公室，里头柜子统一，连吃饭餐具都一个样，带有强烈的集体时代痕迹。

    如今，这座馆墙上没有贴领导人照片，办公室的门口没有高悬科室名牌，多数人办公室里连一部正经八百的办公电话都没有。

    这里的人彼此不称呼职务，平时都叫对方“老师”。有人接受媒体采访，需要正式的职务介绍，硬是琢磨了半天，才嗑嗑巴巴挤出个“名号”。

    徐伟经常窝的屋子，十年没挂过和馆长有关的牌子，还一度被用作电子游艺厅。馆里人叫那间屋子是书屋或会议室。外来的人一看，第一反应都说像极了博物馆。

    手掌大的蔡司相机、红外壳的彩电，甚至连掉漆的鞋楦都一股脑地堆在徐伟的桌子上。角落里一把黑白条纹的椅子，原本是剧场要处理掉的道具，徐伟看到后叫人搬回自己的屋，发现搁在里头“还挺好看”。

    作为一个馆长，他少有的绝对化命令里包括一项：禁止这个馆有馆长室。

    “文化馆就应该是一座公园。”徐伟说。在他看来，文化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行政单位，就该去掉门槛，拆除围墙，向民众开放。

    多数文化馆遵循着上下班时间，但徐伟麾下的文化馆是个例外。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每天固定的13个小时开馆时间里，走进文化馆的人似乎才是这里的主人。不用证件也不需要登记，没人追着问访客，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文化馆搞了一个“非非小剧场”，主要上演非职业、非商业为主旨的纯公益戏剧演出。为了给这个小剧场捣腾出地儿，徐伟撤掉了专为领导提供的贵宾休息室，“领导哪屋不能待，要什么贵宾室啊？”

    但凡能搞点文化活动的空间，徐伟都舍不得浪费。如今，一座1万多平方米的文化馆，被各种各样的剧场占了个遍。

    这些大大小小的剧场被统称为“9剧场”，在北京文艺青年圈子里颇有盛名。事实上，“9剧场”寓意是剧场多，不仅9个。它们的名字大多很“先锋”，比如“切CHE·行动“剧场、 “凹”剧场和 “TNT”小剧场。它们毫无违和感地坐落在一幢外表看似过时的建筑物里。

    徐伟的“战壕”和市场并肩在同一个战线上。去年，全北京小剧场话剧演出场次的三分之一，是文化馆的“9剧场”贡献的；而三分之一的票房收入，也是一个朝阳区文化馆干出来的。

    跟这边的风景相对应是另一种惨淡现实：由于体制和机制受限，国内不少文化馆挣扎在生存线上，数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000家减少到2800家。有的文化馆变成了老年活动中心，才能为文化事业发挥余热。

    用徐伟的话说，“就目前全国各地的文化馆来看，或主观或被动，大都是脱离群众的‘自我繁忙’，无法满足社会主流群体的基本文化诉求，也无力参与市场竞争，最后就成了‘体制空转’”。 

    谈及“改革”和“探索”这样的大词，这位一头卷曲长发的馆长，显得有些惜“语”如金。关于朝阳区文化馆所经历的体制改革，从他口里，听不到“艰难险阻”或者“血雨腥风”之类的故事。

    “没有那么多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基层的活力。有的东西撤了就撤了，就干别的。没那么多阻力。“徐伟轻描淡写地说。

    要说一点阻力都没有，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文化馆一位老员工说，“贵宾室就是给领导坐的，（撤掉了）怎么会没有阻力呢？（领导）肯定是有想法的。但领导来看过以后，发现是给非职业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尤其在几年前，行政的压力很大。馆长说没有压力，是把这些（压力）人为地删除了。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法承担这种压力。”这位老员工说。

    同人们刻板印象中战斗者所具有的铁腕气质不同，徐伟很少显现出激烈的一面。一位熟悉的朋友评价他“一直很内向”，近年来当上了馆长，话才变得多了一点。同事眼中的他“挺和蔼”，平时不爱否定人，也不会“刺伤人”。每回馆里开会，他都先听完大家的意见，最后再说自己的看法，末了还问：“可以吗？”

    在诗歌的世界里，他要犀利很多。十多年前，在出版的诗集《口供》里，他讨论着“关于尴尬生活的意识碎片”，发出一个文化人诸如“人生之门水一样的时间被我们自己反锁，雾一样的遮蔽我开始了惊讶困惑的生活”的感慨。

    这个会拉二胡和作曲填词的文化馆长，在同事眼里，“是一个骨子里挺浪漫的人”。他在布置活动现场时提议“这里应该加花瓣，那边可以弄小蜡烛”。在极少数空闲的时间里，他会去琴房给大家弹奏一曲。

    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战斗者的务实精神在徐伟身上糅合成一体。他将文化馆二十多年来经历的改革描述为三种：“给领导看看糊里糊涂的应景”、“活不下去开始想辙的自救”和“彻底地反省文化馆的定位”。

    有人评价徐伟说，“他既懂文化，也懂政治。”

    这位同时担任着朝阳区文化委副主任的官员，试图在体制内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坦承，“如今仍然存在不少为了给领导看看的改革”。但他又强调，“可以给领导看，但更要为老百姓负责。”

    徐伟干过不少和老百姓有关的事儿。上世纪90年代，碰到企业转型，朝阳区文化馆对面一趟街的针织厂、印染厂的女工一时间纷纷下岗，在工厂门口跪倒一片，哭声飘进了文化馆。徐伟的感性“嗖”一下上来，想到敲鼓最简单，干脆给女工组建了支鼓队，聘请专业老师指导。为了让女工都能参与进来，每演一场还发40元。后来，这支鼓队敲出了国门，走进了德国街头的联欢人群里。

    近两年，朝阳区文化馆发起了基层文化自治组织——文化居委会。走进社区，文化馆排了一出关于如何开好一个会的小品，却把老百姓一个个都看急了，冲着演员大喊：“他说的不对。”

    就在那天，徐伟有了一种感悟， “文化馆就应该在田头和车间，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民间立场”是他始终能和市场结为战斗同盟的利器。他常说，“文化这个东西没个头，得不断去适应市场的需求”。

    这个工龄将近40年的文化馆长经常跟文青儿打成一片。朝阳区文化馆几年前接手一个名叫“金刺猬”的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当时，这个戏剧节几易其主，还停办过一年，几乎要“烂尾”。到了文化馆手里，戏剧节活了过来，在大学生中口碑很高。

    徐伟的路子是，不能办成“政府化”的戏剧节，“内容包容多元，不设既定的创作命题，每年的活动主题也都是随着性子走”。他还说，“刺猬浑身是刺，是想让学生们别那么‘老实’，要富于碰撞力和探索精神”。

    这只“刺猬”有时也会在徐伟心里蹦跶。墙上的时钟滴答着，爬出战壕的日子仍在一天天倒计时。馆里的人说，徐伟调到别地儿当官的机会“其实多得是”。他曾经也尝试过，结果去了没多久又回到了这个“战壕”，继续新一天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