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近岜沙,远远就会看到身着黑色长衣长裤、头围白色布带的岜沙汉子,背着他们的火枪,三五一群走在寨子的小路上。
岜沙,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这里的苗家人保持着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习俗,男子尚武,留发髻,带火枪。
4月12日,一群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来到这座古老的苗寨,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中国贸促会团委组织的扶贫助学调研团。2016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成为贸促会的定点帮扶对象。在从江团县委书记蒲学宁的陪同下,调研团一行深入从江县的村落,还走访了贵州省贸促会和当地企业,开展调研活动。
孩子开始想要走出苗寨
每当有旅游大巴车开进岜沙,村民们就会聚集到一起,准备为游客献上芦笙歌舞、镰刀剃头、抢亲等表演。自从开始发展旅游业,岜沙人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依然“很有限”。每场表演下来,所有“演员”会平分4000元,每个人拿到手的,也只有几十元。
然而,岜沙人大多不愿外出务工,更愿意守着这苗寨。
寨子里有一座岜沙小学,校长刘成林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6年。他家里也有一把火枪,只是他剃着平头,身穿灰色衬衫,看上去倒像个“外乡人”。
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后,刘成林成为岜沙小学的教师。他眼看着学校新起了两座新的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学生从几十人变成281人,老师也有了15个,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曾经有大学生来支教,可是“待不了几天就走了”,有些“甚至没打声招呼”。“寨子里日子苦,他们待不惯。”刘成林叹口气,“现在一个老师得教好几门课,累得很。”
刘成林最头疼的是食堂和厕所的问题。“食堂是一间教室改的,只能容纳20多人,可全校学生有快300个,大家只能端着饭菜回教室去吃。厕所男女各5个蹲位,每到课间,孩子们得冲过去排队。有些孩子实在等不及,只能在厕所周围的墙根解决。”刘成林说。
为了方便和卫生,6岁那年,吴丢两剃掉从出生以来就一直留着的长发。如今,吴丢两已经六年级了,学习成绩不错。他的父亲靠搞运输赚钱,母亲在家做工,姐姐在县城读中学。
家里养了两头水牛,每到双休日,吴丢两就会帮忙放牛。他喜欢读书,喜欢放牛,也喜欢看电视剧。从电视上看到外面的世界,吴丢两“很向往”,然而他连县城都还没去过。“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好,这些传统应该传给下一代。”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可吴丢两还是想在“留下来”和“走出去”之间选择后者。
没有年轻人,歌队无法组建
潘红英家的奖状挂了满墙。这个想做“服装设计师”的小姑娘是小伙伴中为数不多去过“城市”的人——为了做手术。
四五年前,凭借父亲在温州打工的收入,潘红英家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台崭新的液晶电视格外醒目。
潘红英的家位于从江县谷坪乡银潭侗寨,谷坪乡与岜沙苗寨所在的丙妹镇相邻。
在银潭,和潘红英一样,常年见不到爸爸或妈妈的小朋友很多。与岜沙苗寨不同的是,这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二年级的陆善情和奶奶、爸爸一起生活,妈妈远赴上海打工。因为家里农活儿比较重,父亲在家还能抽空在附近打些零工,所以陆善情4岁那年,母亲就担起了外出赚钱的重任。每年,陆善情只能见到妈妈一次。不过每天她都要和妈妈“打好几通电话”。
陆善情的父亲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如今他已经说不清为什么。“后悔啊。”他感叹,“所以一定要让女儿读书。”
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在寨子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2001年,这座古老的侗寨也想发展旅游业。作为传统文化的“侗族大歌”是其他侗寨吸引游客的法宝,可是在银潭,歌队已经组织不起来了。30岁的潘胜龙是村里的文书,高中文化的他在村里算是个有学问的人。“搞旅游不能光让人看建筑啊,可是‘大歌’没有人能演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潘胜龙说,虽然这两年村里变化不小,可旅游业始终没能发展得特别好。
正午时分,几位老人裹着头巾,穿着拖鞋,围坐在鼓楼下的大火盆边,没有人说话。他们抽着长长的烟袋,历史仿佛都在此凝固。
让他们得到选择的机会
在这两座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里,调研队员们跟随着当地老师,前往学生家中进行家访。
他们发现,在低矮、黑暗,外人看来很“穷”的房屋里,岜沙人却过得“很幸福”。“他们保留着原始的传统,有自己的习惯和文化,社会发展形态和我们不一样,就是自给自足的过日子,可他们过得其实挺好的。”队员陈晓辉感叹。
在家访过程中,陈晓辉见到一个曾经外出打过工的姑娘。看过了繁华的世界,她依然觉得“还是寨子里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改变他们的生活,而是让他们得到选择的机会。”陈晓辉说,“既可以选择出去,也可以选择回来,而不是只能被迫留下。”
陈晓辉觉得,好的扶贫方式,是“在不打扰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给他们保障和选择的权利”。
吴雪菲的梦想是做一名老师,她希望去大城市里看一看,多学些东西。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她却突然红了眼圈。“想把学的东西带回来,教给其他小朋友。”说到这儿,她的眼泪突然簌簌地掉下来。
这一幕让调研队员周亢感到“心酸”。“最触动我的是孩子的眼神。看到他们的眼神,我真的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拥抱,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他说,“他们对幸福的衡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总用一些数字去衡量,比如你赚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可能劳累一天,回到家里脸上都没有笑容。但他们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周亢很担心,外界的“帮助”或许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但势必会对他们保持已久的传统文化造成破坏。
扶贫不是“给钱”那么简单
岜沙小学的孩子们从调研队员们手中接过崭新的书包,腼腆地笑着。这次临行前,贸促会团委组织青年为当地的孩子筹集了近4000册图书、200多套书包和文具。
然而大家都清楚,这些支援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弄清楚当地究竟需要怎样的帮助,队员们和当地团委、妇联、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在岜沙小学电教室展开了一场座谈会。
队员们了解到,随着义务教育和营养午餐制度的普及,当地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花费其实并不算多,但一旦上了高中,贫困学生家庭的压力就会骤然增加。目前,从江县贫困学生数量大概占到学生总数的三到四成,而辍学的学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家中缺少劳动力,因此选择放弃学业,回家种田或打工。苗族传统的“走婚”等习俗,也导致部分学生早早退学。纯粹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从江县妇联主任周盛梅介绍,在当地部分地区,如果男子去世,妻子必须在3个月内改嫁。因此许多孩子在母亲改嫁后成为“事实孤儿”。“有个孩子,母亲在他9个月时改嫁,他和爷爷生活。小时候摔倒,因为没钱治疗,本来并不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有个女孩,父母过世,她到山上去捡板栗,被掉下来的刺果砸到眼睛,失明了。”周盛梅说,“现在国家要求建寄宿制学校,可是因为宿舍不够,只好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八人寝室里。”
这些故事让陈晓辉心里沉重的很。“孩子被刺到眼睛的时候有多无助,她跑回家时家人有多伤心,我都不敢去想。”她说,“他们最不能抵抗的就是意外事故。我们能给他们的,可能就是提高医疗等方面的基本保障。”
这次调研让陈晓辉对“贫穷”有了全新的理解。“以前总觉得贫穷是很大的词,在很遥远的地方听到这些词,觉得它们好像代表了伟大的意义和苦难。但当你走近,真正面对他们,发现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他们说出来很平淡”。
陈晓辉记得,在银潭侗寨家访时走访的最后一个家庭中,那个叫潘玉环的小姑娘说将来想做医生。可是问起爷爷奶奶会不会一直供她读书时,他们的回答却很含糊。“扶贫真的不是‘给钱’就够的,而是需要非常精细化,根据他们的真实需求去帮助他们。”
据中国贸促会团委书记李文涛介绍,接下来,贸促会团委还将继续对从江县进行各种形式的助学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