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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也有拖延症。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每年需要接受大量申请科学基金的提案。数据显示，距离申请截止的“死线（deadline）”越近，提案越多，直至仅剩一天时井喷。这意味着，来自各个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很多要挣扎到拖无可拖，才匆忙完成提交。
短时间内的海量申请给基金会审批造成巨大压力。他们想了一个歪招儿：取消了数项科学资金申请的提案提交截止日期。结果令人吃惊：提案量减少了59%。
早在2011年，美国科学基金会取消了地球科学部门的一项内部小型基金的申请“死线”。申请量直降了一半，再没反弹。2015年年初，一位名叫阿历克斯·艾森的女科学家决定把这项措施推广到4项全国性的常规项目上。
不是没有人质疑：这可是官方大项目，科学家们重视着呢，会因为没有“死线”就算了么？然而现实就是这么冰冷无情：2014年，这4个项目共接到804份申请；而在2015年“死线”取消后的11个月内，只有327份申请抵达。
“死线”之“死”，是等死。那是悬在脑袋上的一个倒计时器，指针“咔哒咔哒”转动，提醒着一旦过期万事皆空。在心理学的概念里，“死线”是一个完成任务的期限，一个时间轴上对个体的限制。
这就好像好莱坞老梗“最后一分钟营救”。飞机即将爆炸，列车眼看坠毁，系统的电子女声读秒，英雄神兵天降，颠倒乾坤。
然而，我们是普通人。越是有“死线”，我们常常越不爱干正事儿。
这种鬼迷心窍的状态是段子手灵感的无限源泉。“今晚要交一篇作业。一开始，我愉快地玩游戏。还差1小时，我紧张地玩游戏。”“什么时候一本普通的书突然变得好看起来？当我有别的事情要做的时候。”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拖延症往往源于自我认识的矛盾。“死线”的那一头，一个理想的自己手捧着完美的结果；而这一头，真实的自己不敢妄动，怕越走近，不足越在那虚拟的光芒中无所遁形。
艾略特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描述了一名拖延症晚期患者的表白未遂之旅。他反复被鸡毛蒜皮的事情吸引注意力，还不断安慰自己：“……还有的是时间犹豫一百遍， 或看到一百种幻景再完全改过，在吃一片烤面包和饮茶以前……”
有趣的是，一旦经历了“死线”，我们又一下子恢复了理智，痛心疾首于此前的自己：“多大个事儿啊，至于拖这么久么？”
这个过程中，究竟什么发生了？
科学家丹·艾瑞里和克劳斯·韦滕布罗赫发现，随着时间期限的变化，我们在执行任务时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在起始点上，我们偏向于优先处理更紧急的任务，而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则动摇起来，更愿意去做那些更吸引我们的事情。
艾森将“死线”的离场看成一个过滤器，排除掉那些仓促上马的项目。她希望科学家有更多的自主性，能好好想想，什么项目值得去做。
但是，消失的近500份申请是得益于修正的错误，还是源自失去控制的拖延呢？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那么美国科学基金会的举措，是设置了一架近期不会炸的飞机，未来要坠毁的列车，和一个暂时还不会崩溃的系统，并群发短信给超级英雄们：方便的时候来救一下大家，主动权在你，么么哒。
蝙蝠侠、绿巨人和黑寡妇集体陷入了沉默。他们中的一半决定先拐去喝个咖啡，看一场电影，或许还能谈个恋爱。
“没有‘死线’我没法工作啊。”一个科学家向艾森抱怨。
“我给了你一年365个‘死线’啊。” 她回应。
艾森显然太乐观了。艾瑞里和韦滕布罗赫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愿意自我设置‘死线’么？自己设置的‘死线’有效么？自己设置的‘死线’比强加的‘死线’更有效么？”
实验和数据分析显示，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最后一个则是否定的。
在论文的开头，他们引用了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里的句子：“自我改变的决心如果要与科学的法则作对，只能是徒劳。它的起源是纯粹的虚荣，结果则是绝对的虚无。”
这无疑是一个奇妙的结论。我们讨厌强加于自己“死线”，然而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生活。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