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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胜利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
□从“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进而走向“故意无视”的冷性暴力，折射出底层乡校在村落教育变迁中对学生管理的无奈
□被标签化的失败者在其他校园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体意义以摆脱失败魔咒，这意味着自我放弃下，隐性辍学的发生可能会变成一种略带英雄主义色彩的抗争
当今社会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关爱与现实的学校规训彼此混淆。它不是通过恢复留守儿童在校园里的“主体性”和“自由空间”，而是用无数的“禁止”和“规训”去弥补教师，尤其是生活教师的不足。
“保证安全即是给予关爱”的潜在逻辑恰恰偏离了关爱体系建构最为核心的精髓：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现实下，如何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真正喜欢的地方。由此，在这套关爱体系南辕北辙的持续性实践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越被关爱，却越陷入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持续深入中国底层乡校，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西部寄宿制学校中底层孩子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
间接惩戒变成冷冰冰的量化数据管控
惩戒权和奖赏权都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传统惩戒术逐渐变成一种高难度的艺术，因其边界的难以掌控而渐渐远离了日常教学，对肉体疼痛的规训与惩戒日益变为一种对欲望和既有便利的剥夺，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文明生、流动红旗与文明班的评选。
学校通过严密的学生自组织体系和学校德育组织体系建立起严密的量化监测系统，并通过每日分值与专项检查加减结合的办法，确立了对以班级为单位的共同体内部成员的集体监督与个体约束网络，例如日常性的班务、住宿等加减分，将个体的日常行为与班级的目标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底层乡校中的学生个体在日常校园的生活，完全被冷冰冰的量化数据所管控。
通过奖励和惩戒的量化评分机制，学校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得以交替渗透、传输。在具体加减分执行中，因为奖励相对于惩戒的分量不足够大，以至于需要通过不受惩戒来获得文明、先进等奖励——
一方面，将个体行为与班级荣誉紧密相连，个体行为时刻受到班级共同体成员中“他者”的日常监督，同时也受到个体之于集体的内心责任感约束，获得流动红旗和文明班级被来自官方的权威者——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时刻强调，成为盛行于班级内部毫无争议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严密的加减分使个体日常行为时刻被从校长到老师到职工到同学的所有人全面监控，日常行为变成官方刻意制造为获取“个体——集体”荣誉欲望的共同性表演，最后通过量化的公式和每周时刻更新的数据，规范个体达成学校主流文化的行为期许。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期许显然将个体与集体之间自然发生的内在关系推向一种断裂的极致：当个体行为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变成一种需时刻内在警惕和焦虑的极致性表演后，发自内心的个体自由在屡次不经意的间接惩戒下极易使个体抛弃荣誉欲望的期许，而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性心理。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因不断的扣分（间接惩戒）而集聚日益增多的反抗性心理潮流时，个体抱怨开始冲撞非真实稳固的集体欲望。伴随着学生帮派这类次组织形式的萌生与发展，“弱者”的日常抗争，得以迅速彻底解构官方主流价值观下刻意建构的集体荣誉欲望的共识。
新型惩戒术：剥夺个体既有便利
取消住宿便是这样的一种新型惩戒术，并逐渐演变成了间接惩戒中更严厉的规训手段。它本质上使当事主体不会将之与体罚相联，却又将直接的显性痛楚转化为间接的更为柔化和隐性的痛楚，并将瞬时性和情景性的痛楚拉到日常中，并被延长。
以云乡学校九年级学生黄明、李万和八年级学生杨刚所受到的惩戒为例。
12月1日，黄明和同学李万趁下午每天一次出校门倒本班垃圾的时间，到校外小超市打了两斤白酒，倒入提前准备好的空矿泉水瓶里，并躲过门卫的检查，带入校内。
晚上9点下课后，他们把酒带入宿舍，并迅速洗漱完毕，假意入睡。因为“坏小子”黄明是德育老师邓畅的重点监测对象，所以这是黄明不想引起邓老师格外注意的策略。对于底层的少年们而言，乐子是无时无刻都需要被制造的：一方面它是解构学校日常琐碎生活的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掩盖和保护自我不当和潜在不当行为被惩戒的重要武器。
邓畅循例进入黄明宿舍，见他早早上床睡觉，便表扬了他。黄明用撒娇的语气幽默回应了邓畅，并引起宿舍一阵戏谑式的哄笑。之后，邓畅安心离开。
但是，熄灯后的前30分钟是绝对的危险期。因为前30分钟是寄宿制学校中被时间作息表规训压抑一天之久的孩子们的集体心理释放期，生活老师会不定时地到宿舍区来回走动，干预说话违纪行为。当说话声难以停止且此起彼伏时，邓畅只能被迫吹响紧急集合哨让少年们全部到操场集合，按宿舍号分类,每个宿舍各站一排，要么举报出说话违纪者，要么集体罚站。
黄明无比清楚这个30分钟的奥秘，他选择努力睡觉以熬过这危险的30分钟。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乡12月的宿舍潮冷，许多住宿生的被子相对单薄，不少低年级的孩子会两人一起盖两床被子以相互取暖，高年级的孩子只能把白天穿的羽绒服加盖在被子上，但仍有不少孩子无法入睡。
黄明叫起同样无法入睡的李万，两人一点点喝完了两斤白酒。李万顺利睡着了，黄明则开始耍酒疯胡闹。即便如此，底层少年们内部牢不可破的共同体关系，使其他室友和隔壁宿舍受影响的同学也绝不向生活教师值班室举报。两个小时后，黄明依然没有停息的迹象，舍友们担心黄明会出大事，派人去值班室敲醒了熟睡中的邓畅。面对一直在撒酒疯的黄明，在冬夜的凌晨1点，邓畅不得不给远在20里外的黄明家长打电话，让他们速到学校。
最后的结果是黄明和李万都请了家长，并写了检讨书向全校公开检讨，李万被学校勒令取消住宿资格2周，而黄明则被取消住宿资格4周。每天，李万和黄明分别从17里和20里地外的家中出发，在复杂的山地上骑到学校，上早7点的早自习，一旦迟到就将构成新的违纪。
李万和黄明的被惩戒显然属于对既有便利的剥夺，它与罚站、打手板等传统意义上的惩戒有所区别，对义务教育段学校教师惩戒力度极低的尴尬现实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惩戒术。
但再高明的惩戒术也会遇到底层社会家长们的质疑，八年级的杨刚即是一例。
邓畅多次当场抓住杨刚与舍友在宿舍晚上熄灯后继续玩“三国杀”，与此有关的9名同学被取消住宿2周。其他8位同学在公开检讨后，只能每天或骑车或步行或由家庭一员接送上学。
从学校的角度而言，此举显然是让学生本人知道其住宿资格并非理所当然，方可不再违纪。而学生选择家庭一员接送，显然会给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带来莫大的麻烦，以至于在家庭教育日渐淡薄的底层村落社会中，家庭可通过给学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压力，才能真正配合学校重视和纠偏学生在校的违纪行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柔性的惩戒术。
但杨刚的家庭却不这么认为。杨刚的父亲是云乡残联主席，母亲是乡村医生，相比于其他务农的农村家庭，他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惩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会资本拥有的自信。
通过公共网络和在教育系统私下关系收到的信息，杨刚的家庭认为，撤点并校后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不能不给学生提供住宿，否则就有权去告学校侵权。于是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将云乡学校告到了芥县教育局信访办，理由是：家校距离达9里，杨刚父亲残疾、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年事已高，无力接送杨刚，而学校却还要非法取消杨刚住宿资格，这是体罚。
云乡学校陷入十足的被动之中，县教育局信访办迅速组成调查组展开调查，最后调查的对象定位到邓畅身上。经过多方约谈和积极交涉，县教育局调查组了解全面实情后，尽管表达了对云乡学校惩戒行为的理解，但也要求云乡学校马上取缔取消住宿的惩戒，让杨刚等9名学生立刻回校住读。
对于学校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上级官方对“取消住宿资格”这种新惩戒术不支持的表态，而对身兼生活老师职位的德育主任邓畅而言，他理解为这是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
故意无视：间接惩戒失败后的治理术
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胜利的背后，并不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
杨刚的家庭改变了取消住宿两周的决定，但云乡教师们在惩戒面前却展开了集体反思。德育主任邓畅告诉笔者：白纸黑字的规定，家长一上告，学校就只能被迫取消。不敢打、不敢罚、不能开除、还不能取消住宿，我们惩罚的权力究竟还有多少？农村底层乡校日常管理太难，尤其是惩戒难……
邓畅说，德育主任不好当：一方面，很多班主任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来对待违纪学生，该罚不罚，生怕不小心就被家长告到上面去，给自己惹麻烦；另一方面，对于实在看不过去的违纪行为，本该班主任直接给惩戒的，怕出事情给自己惹麻烦，通通都推给德育处。
事实上，学生的日常违纪行为是班主任最需要直接面对的，但日常惩戒却在班主任那里渐渐变得战战兢兢，逐渐被单向度的奖励和漠视所取代。诸如同样一个在宿舍里熄灯后说话的违纪行为，惩戒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但因为害怕惩戒导致可能的家校冲突与争端，老师逐渐采取奖励未说话同学的方式以此表达对违纪说话同学的不满，或对说话者采取纯粹的故意无视态度。在宿舍区，从杨刚住宿事件发生后，邓畅则采取了故意无视杨刚的态度。私下里邓畅说：杨刚家长不是说我体罚他子女吗？好，那我就不管他，只要他不干扰别人和不要太过分，否则我就直接让他家长来处理，这下他总不会说我体罚了吧。
邓畅的故意无视是其对学校间接惩戒术失效后的应激反应，但从“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进而走向“故意无视”的冷性暴力，也折射出底层乡校在村落教育变迁中对学生管理的无奈。事实上，“故意无视”作为 “间接惩戒”失败后的一种惩戒术，主要流行于对付乡校较高年级中已被放弃的“差生”，他们往往是“隐性辍学者”。这些被放弃的“差生”的家庭，往往不像杨刚的家庭一样愿意积极介入学校处罚，相反，他们正是乡校中占据绝对主体的教育淡漠者。
事实上，当下农村家长与乡校之间的关系淡漠已渐成新常态——
其一，诸多孩子父母都在外地务工，因为缺乏教育经验，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外地工作难免也会遇到各种烦心事，以至于有些孩子在学校严重违纪后，学校用电话联系家长以求共同处理时，却每每遇到困难：刚开始打电话时，家长会答应学校共同教育，但方法却仅限于远程恐吓和威胁，效果欠佳，孩子屡犯成为必然；当学校再次电话时，多数家长就不耐烦了，或推脱说让学校随便怎么处理都可以，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其二，多数家长平时几乎从不和学校有联系，甚至学校要求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真正能到校的家长也不到1/3，后来学校请到校的家长转告：开家长会当天签名并返还住宿生生活补助，来开会的家长才逐渐增多，但不少家长签字领完钱后立刻离开。
其三，底层乡校教师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谱系，早已与当地乡村没有任何文化上的牵挂和依归，乡校早已悬浮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精神互契的家访甚至连形式和过程都被直接取消。家校之间的淡漠关系，也难免助推了学校在日常管理中“故意无视”这种冷性暴力的发生：一方面，既然家长都不管不急，乡校老师又何必去急去管，只要不出重大安全问题即可；另一方面，家长们诸多“唯利”的潜在日常行为与态度给孩子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变成了一种可供自由选择消费的市场行为，与金钱有关，而教师只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学生有权选择读或不读，教师也没有必要去强迫和惩戒。
隐性辍学到显性辍学的更替
在云乡学校，对于低年级而言，“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还是主流，“故意无视”则多发生于对高年级被放弃的“隐性辍学者”。一般意义上讲的辍学即是显性辍学，表现为学籍意义上离开学校而不再接受相关学校教育，而隐性辍学指在学籍意义上学生依然在学校接受相关学校教育，但实质上却“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人在爱不在”“人在力不在”。
国家高度重视、预控显性辍学问题，多项研究曾引发社会舆论集体反思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所致的辍学率反弹问题。根据国家审计署对全国27个省（区、市）1700余万中小学生的专项调查报告显示，“撤点并校”在提高了办学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的问题，一些地区学生实际辍学人数上升幅度较大，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
显性辍学率的反弹一方面与持续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其“预备形态”——隐性辍学率的增多有关。而“故意无视”作为在“直接惩戒”和“间接惩戒”之后的治理术，与隐性辍学率增多之间具有内在隐蔽的关联。事实上，隐性辍学率的发生与厌学具有直接关系，底层乡校中流行的同质化测量和单价值标准塑造，使学生在情感、理性、品德、智慧、才华、想象力等各培养维度方面，都变成了与工厂生产产品相类似的生产。
在一体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结果主义的教育竞争面前，乡校中仅有极少部分“优秀产品”，有资格进入能够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的、可能的高一级“学术性知识工厂”中被继续加工。其他大部分或作为学校教育意义下的“废品”，以失败的姿态告别教育晋升轨道，或作为“半成品”而进入另一个并不被社会舆论普遍认可、仅有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较小可能的“技能性知识工厂”中。
在统一性的测评体系下，底层乡校中的“产品”被进一步区分和确定，少部分有教育晋升潜力的学生，被赋予“前途光明”和“积极有为”的正向评价，成为学校中通过日常话语等途径所确定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进而被日常公共舆论认定为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卓越的天赋，作为乡校获取社会声誉而荣誉出品的“优秀产品”。
但另一部分，特别是在统一性测评体系下所确证的末端者，他们事实上被标签化为“天生愚笨”和“不可救药”的失败者，失败者的被放弃理所当然：一方面被标签化的失败者不得不逐渐在心理层面产生对官方统一测评标准下失败的自我认同，进而通过厌弃竞标赛式测评标准下的官方评价，而在其他校园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体意义以摆脱失败魔咒，这意味着自我放弃下，隐性辍学的发生可能会变成一种略带英雄主义色彩的抗争，正如“失败者”黄明所言：“哥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另一方面，教师的“故意无视”往往意味着底层乡校中，因学龄人口少而致“编班分流”不具现实条件状况下一种“交换规则”的默许：教师以“故意无视”的方式不去找教育晋升潜力微弱的“失败者”麻烦，而“失败者”在超越日常学校规训而获隐性自由的同时，也不要去打扰同一班级内其他有潜力的教育晋升者，尤其是官方所确立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但随着中考等决定性考试的最终临近，会有越来越多曾经的潜力型教育晋升者，被抛弃到“失败者”的行列而被“故意无视”，隐性辍学走向显性辍学就这样持续地发生着。
（本文所涉及的县市及县市以下的地名、人名均属化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