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得到”才能“帮得上”

    小成妈妈在毕业照一排排灿烂的笑脸中努力寻找，却没有找到小成。她不愿意承认，角落里那个用校服裹住头，给照片制造了一个“黑洞”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

    小成原本是个性格内向的好学生，进入初中后，成绩突然下降得厉害，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学校老师反映，孩子“言语当中经常有看破红尘之感”。

    焦急的小成妈妈拨通了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成长热线，发出求救。

    为了建立有效联系青少年的工作阵地、平台，及时发现和受理青少年权益个案，及时关注本地区涉及青少年权益保护的典型事件和热点事件，各地团组织八仙过海，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有效举措。

    多元化的个案发现渠道

    在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辅导室里，王珍第一次见到小成。这是一场“很艰难”的交谈，王珍感觉自己面对的男孩像一只“刺猬”，无法靠近。为了让小成接受更专业的帮助，王珍联系了一位在国内颇负盛名的心理专家，请他为小成咨询。经过15个月的心理辅导，小成慢慢发生了变化，考入一所职业高中，摆脱了消极的情绪。

    从2012年至今，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记录在案的个案有近300例，其中许多都是家长主动上门求助的。“很多家庭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找不到途径。”上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支持中心研究员周志君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畅通渠道，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办。”

    父母离异后，小汪跟着父亲生活。后来父亲入狱，小汪无人管，整天追着一位“大哥”混社会。从班主任老师处得知小汪的情况，周志君想办法联系到小汪的母亲。可是母亲与小汪分离多年，并没有什么感情，她的监管反而让小汪更加逆反。周志君很困扰，怎样才能让小汪真正有所改变呢？

    直到有一天，周志君惊喜地在上城区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的获奖名单中看到小汪的名字，这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她联系到上城区“1+6+X”团队的检察官和法官，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对小汪进行引导。最终，小汪和母亲的关系开始好转，顺利地考上了一所职业高中。

    “1+6+X”是上城区在重点青少年群体关爱领域展开的创新探索。由共青团、教育、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综治、妇联、社工志愿者、医疗法律等社会工作者组成团队，形成家庭、社区、学校和“1+6+X”团队联动机制，共同对重点青少年群体进行帮扶。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57号的红巷生活广场，是团上城区委与社区、社工组织的联合“根据地”之一。“在杭州，许多社区动员居民自治。家庭出现变故，社区第一时间会得到消息。”团上城区委书记芮佳南说，“因此我们一方面通过学校进行排查和筛选，另一方面依托社区， 摸清戒毒、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家庭的情况，把这些家庭作为重点群体进行专业跟踪。”

    小刚就是通过社区捞到的“小鱼”。他还在上幼儿园时，父母双双吸毒，三天两头被关进戒毒所。得知情况后，周志君和社区的社工主动介入，确保小刚能在“非常”环境中健康成长。现在，小刚的父母已经回家，小刚也和所有孩子一样，开开心心地升入了小学。

    “通过社区工作站点建立个案发现平台，就是希望社区内的社工力量，向街道社区的青少年空间延伸。在维权的过程中，我们也由偏重体制内部门联动向‘1+6+X’这样社会化的方向转移。”芮佳南说。

    积极主动的发声平台

    在200多平方米的大平台上，许多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忙碌着。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的宁波市青少年网络舆情监测中心。    

    2014年高考前夕，一则新闻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新闻说，在宁波某中学附近有一座大型公园，临近高考，也是天气热了以后，每天晚上，“广场舞大妈”都会集体出动，热闹非常。公园距学校只有200米，大妈们火热的广场舞伴奏音乐，让晚自习的高三学生们苦不堪言。

    很快，宁波市青少年网络舆情监测中心就监测到了这一信息。考虑到正处于高考前的特殊时期，这件事很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监测中心立刻将情况上报团宁波市委，并派出“调查团”，前往学校核实事情的真伪。

    发现确有其事后，团宁波市委联系了当地街道、社区、教育局，召开了一次协调会。最终与大妈们达成一致。随后，“发言人”发出一条微博，正式发布了广场舞为高考让路的消息。“在这个过程里，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和汇报舆情。发言人对事情进行调查核实，并且会同相关部门给出一定的方案后，进行正面的回应。评论员会就事件进行正面的积极引导。”团鄞州区委书记陈小意介绍，目前，监测中心实行365天实时监测、24小时全天系统自动预警、16小时人工预警，收集到重大网络舆情信息后，第一时间开展研判决策，根据事件性质和社会反应程度，采取“四色分级响应”措施。

    在宁波各地，还分布着11家县市区监测站，和151家镇乡街道监测点。所有基层监测点都配备了负责人、调查人、预警员、评论员，对区域内的舆情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和定期上报，有紧急情况时，也会马上和监测中心取得联系。“因为农村有些一手信息可能不能及时在网络上反应出来，所以由基层的团员、团干部来发现。”陈小意说。

    2013年，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一对母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在一场火灾中，9岁的宁宁和母亲被重度烧伤，生命垂危，需要进行多次手术，仅前期治疗费用就要三四百万元。对于这个夫妻双方都是普通教师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火灾发生后没多久，基层监测点的监测员就上报这个消息，团鄞州区委立刻在网上发布“动员令”，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宁宁一家渡过难关，并联合教育系统、妇联等，共同发出捐款倡议。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几百万元爱心款很快就凑够了。

    陈小意介绍，目前监测中心已经通过与12355青少年服务台合作等方式，让监测到的结果转化为服务，切实解决青少年遇到的实际问题。

    多方联动，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有钱就到网吧包夜，没钱就睡地下通道，小满是个“没人要的孩子”。父母离异后，因为父亲总是对自己拳脚相加，母亲表示“没有能力抚养”，小满流落街头，也不去上学了。

    学校老师找不到小满，也联系不上他的家长，只好将情况上报到团北京市西城区委。

    通过街道几经辗转，小满终于找到了。团西城区委权益部部长刘潇记得，14岁的小满长得“高高大大”，靠在工地搬砖、在酒吧“看场子”赚钱为生。

    父亲联系不上，母亲不肯收留，为了给小满找个去处，团西城区委召集街道、公安、教委、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共同前往小满的学校，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法制教育联席会是团西城区委为了更好地对重点青少年群体进行服务管理而开展的工作，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由团委提出待解决的主题，综治委、教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交通队等相关委办局各自结合主题进行讨论，明确分工，推动专项问题的解决。遇到突发事件时，还会召开紧急会议。

    经过讨论，帮助小满的方案出炉了——团委和街道负责解决住宿问题，学校保证只要孩子来上学，必须让他入校。公安协助团委，帮助寻找孩子父亲，司法部门负责判断是否要起诉孩子的父母，取消监护权等问题。

    在学校附近的一间招待所里，团区委出钱，为小满租了一个房间。为了消除孩子仇恨家庭、仇恨社会的心理，刘潇还联系了一名专业心理老师，连同社区青年汇的社工一起，对小满进行心理干预，形成了“1+2”的帮扶工作小组。

    通过各方努力，小满开始回归学校。现在他读初三，虽然有时还是逃课，但总算愿意上学了。“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想念高中了，想当厨师，学做西点。”刘潇向小满保证，只要他肯配合，“守住底线”，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完成义务教育后，团区委会继续为他提供帮助。

    据悉，团西城区委建立了青少年权益典型案件和热点事件响应机制，并组建了专家顾问团队，通过多种途径引导社会舆论。在此基础上，每当遇到与青少年权益相关的事件，团西城区委会协调各职能部门，并引入高校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对典型事件中的青少年进行生活帮扶和心理辅导。“发声、响应之后，切实解决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刘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