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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丽娜·纳戴发现自己跑错路了。
听到发令枪响后，她一个劲儿地往前跑，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突然，她发现自己来到一段不熟悉的路上，身边看不到一个同行者。巨大的恐惧从胃里翻起，纳戴默默咒骂着难民营周围单调的景色。
她怎么能跑错呢？这场举办于2015年8月的比赛，是从卡库马城跑到卡库马难民营，一段她再熟悉不过的路。自从8岁那年，因内战从家乡南苏丹逃到邻国肯尼亚，纳戴就生活在卡库马，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如今她21岁了，正在勉力完成高中学业，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将来仍会困于此地。
一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让纳戴有了扭转命运的可能——跑！
只穿着袜子的纳戴没有跑鞋，脚下也没有像样的跑道。但这次，纳戴却有可能一路跑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运村，与来自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多名运动员会合—— 若在这场选拔赛中胜利，她就能进入著名肯尼亚长跑运动员蒂嘉·拉露芘组织的难民跑步者训练营，竞争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
这支难民队伍将会以奥林匹克会旗为代表旗帜参加比赛。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这是第一次。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首支难民代表队上寄托了忧思和宏愿：“我们将使世界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危机的重要性。”
这场危机是指难民问题吗？还是指因难民涌入欧洲而被刺痛的发达国家的神经？巴赫的声明没有作更细致的分别。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地球上难民数量接近6000万，创下二战以来最高纪录。
欧洲争论着该不该接纳难民。可实际上大多数难民并没有能力逃到比邻国更远的地方，将近90%的难民被发展中国家收容。纳戴生活的肯尼亚，境内共有60万名难民，主要来自动荡的邻国，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此刻，奔跑着的纳戴不关心世界危机。“我只是在想我的家人。”纳戴说，“如果我能赢，也许就能与他们团聚。”
转了一个弯后，她突然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建筑——她的学校。
比赛结束了，谢天谢地，她并没有跑错，只是跑得太快，快到甩开了所有人。200多位参赛者中，她夺得了第一。
两个月后，纳戴如愿进入了难民跑步者训练营。全球有43名运动员竞争首支难民队的参赛资格，其中14人在这所由旧孤儿院改造的训练营里备战。他们只有8个月时间完成从业余跑步者到专业运动员的蜕变。
此前，这些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他们的教练发现，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拉伸，如何摆手，甚至没见过跑鞋——由于长期赤脚跑步，穿鞋反而让纳戴感到疼痛。
他们开始跑步的理由，无关奥运会，无关成为一名运动员的野心。
纳戴从小就需要做很多杂役，其中一项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给奶牛挤奶。如果走，她得花1个小时，跑，可以节省30分钟。
她在训练营的战友迪普是为了以痛止痛。在南苏丹的内战中，他失去了所有家人，闭上眼，他仍能看见一张张脸——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只有跑起来，他才会得到一段时间的解脱。“我唯一能想到的只有路。”跑步带来的疼痛稀释了他的往日悲伤。
现在，跑，被赋予更多意义。跑到第一，意味着扭转家庭和个人命运，这种机会对难民来说实在稀少。每个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太阳升起前，迪普就会来到跑道。“我需要成为冠军。”他说， “如果你赢了，生活将为之改变。”
训练营的发起者，多项长跑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拉露芘就是先例。在高峰期，她每年可以赚到100万美元的奖金。那双因为跑着上学而格外发达的双腿，带她走到了柏林、鹿特丹、伦敦和巴黎……借由赛道上的辉煌，她也开辟了赛道外广阔的人生：成为联合国运动大使，在肯尼亚资助多项慈善事业，包括每年举行的难民长跑比赛。
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和期盼，最终的结果在6月3日出炉。曾以为自己跑错路的纳戴入选难民代表队。同样幸运的还有来自训练营的4位南苏丹跑步运动员及世界其他地区的5位难民。
“需要成为冠军”的迪普却不得不开始面对他最担忧的结果：重新回到世界角落的难民营。他跑过了内战的硝烟、亲人的生命和离别的痛苦，这一次，他暂时还没能跑赢希望的幻灭。
不过6月3日后的迪普仍有机会，至少他还活着。
同一天，在利比亚西北部的祖瓦拉海滩，104具难民尸体被冲上海岸，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从他们已经泡胀腐烂的遗体判断，这些欲乘船前往意大利的难民，多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实际遇难人数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所乘的这种船，一般会有125名乘客。
还是这一天，地中海另一头的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了令人振奋的讲话：“这些难民运动员将告诉世界，虽然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天赋、技能和人类精神的力量对社会有所贡献。”
几个月后，奥运五环旗下，一支10人的队伍将在东道主巴西队之前首个入场。有人说，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而是代表所有已没有祖国的人。
相比之下，纳戴参加比赛时想得并不那么宏大，她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父母，她听说他们还活着；她听说去年故土，人在挨饿。
程曼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