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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是2016年的父亲节，吴建民却再也不能跟女儿一起过节了。
6月18日凌晨4点，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由机场去武汉大学的路上发生车祸罹难，他原本计划当天上午出席武汉大学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开班仪式。
前一天下午，这位“老外交家”还参加了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他用超过一半时间寄语年轻人：世界是你们的。
没想到，这成为吴建民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从20岁出头到生命的最后，吴建民一直用自己儒雅、理性的外交风格，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教会年轻人如何与世界对话。
奉献一生的外交家
吴建民做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他1939年出生于重庆，20岁那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两年后，他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吴建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他历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曾促成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互访故里，开辟了中法外交的新篇章。
2003年，吴建民在法国总统府向希拉克辞行，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任外交学院院长，为祖国培养外交人才。
其后，他继续奔走在国际事务领域和学界，通过媒体、演讲介绍中国外交理念。
吴建民的谦逊温和，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至今记忆犹新。
她曾受吴建民之托给一些崇敬他的中小学生回信，当陈昌凤写“××同学……”时，吴建民提笔修改为“亲爱的××小朋友……”
媒体人蒋涛曾在一次活动上遇到老院长吴建民。得知蒋涛毕业于外交学院后，吴建民主动说，记者更是使者，走上记者岗位也要牢记周总理对外交官的16字要求、外交学院的校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去年，蒋涛在一次会议上再次遇到吴建民，他请吴建民注意身体，多多指导工作。吴建民爽朗地笑了，说退休了没顾忌了，可以敞开了说，“知虽有限但言无不尽”。
在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印象中，吴建民总是说：“我活着就是要多工作，要做点事儿。”
在王帆看来，吴建民把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70多岁的他平时喜欢健身，保持好的体力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工作。
教青年认识世界
吴建民和青年一直紧密相连。
2012年12月，在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社团联谊会组织的“与世界对话·青年人才成长交流会”上，吴建民担任嘉宾并发表了演讲。一名现场工作人员回忆说，活动尚未开始时，吴建民不愿在贵宾室里寒暄，而是坚持提前到现场和同学们交流。进入会场后，他发现门没关好，担心有噪音影响交流，又起身掩好门。
在这场活动上，外交学院2010级学生于凡被推选为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社团联谊会首任执行主席。那时，作为学生的于凡就觉得吴建民很睿智。毕业后，于凡在察哈尔学会工作，陆陆续续与吴建民有过接触，并越来越了解他“不迎合、能持正持中”的性格，“这对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宝贵”。
“他给外交学院学生带来的，是理性踏实。外交不是比谁放狠话，靠的是智慧，看谁能够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面对事情，表达自己的理性比表达情绪更有意义。”于凡说。
吴建民到任外交学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设了“外交学院论坛”。从赵启正到丁肇中，再到克劳斯·施瓦布，短短两个月，吴建民就请来了一批与外交实务和个人修养相关的各行业的领袖。这个论坛在吴建民任内的5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活跃度，甚至他的夫人、外交部翻译室原主任施燕华，都被他“请过来”开讲座。
吴建民把多年的外交经验带到教学中来，主开了“交流学”课程，亲自授课，还编撰了《交流学14讲》教材。
蒋涛说，吴建民是他最钦佩的外交家之一。“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下，每当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蠢蠢欲动，每当年轻人头脑发热冲动，吴院长都会即时发声，用儒雅与理性劝导，甚至以自己年轻时犯过的错误为例进行规劝。”
外交学院英语系翻译专业2013级学生、校报《外交人》前总编辑钟源说，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韩等国民众群情激愤，外交学院的学生也表示了抗议。吴建民与时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等所有学院领导，专门举办了一场面向学生的报告会。在会上，他们告诉同学们应如何看待东北亚问题，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解释外交人员应有的立场。吴建民对同学们说，搞外交靠的是智慧，不是情绪、强硬、愤怒，而是靠理性，要分清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
于凡说，在外交学院经历的这些，对他影响很大，影响着他看待问题时的价值判断和方式方法。
就像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时一样，吴建民总是把学生和青年放在重要的位置。2003年年初，接受外交学院校报采访时，他首先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录取的好学生培养成才，如何为这个世界培养精英。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己
曾有媒体问吴建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吴建民说：“误读世界，把世界看错了，就麻烦了。”
吴建民认识世界有三个重要节点。在2013年为《中国青年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吴建民讲了三个故事——
一是，1946年，毛泽东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美苏会互相妥协，并判断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人民斗争应坚持下去。吴建民说，对世界认识的正确、国内方针的正确，才使得中国大踏步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二是，1958年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公告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当时的大学生很少接触外界的声音，因此对这一判断深信不疑。吴建民说，回过头来看，1958年正是美欧日大发展的时候，这个判断影响了国内的决策，“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什么结果”。
三是，1978年邓小平参观日本汽车制造厂，在比较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长春一汽的劳动生产率后，邓小平感慨：“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吴建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
吴建民判断，现在世界格局和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平发展已成为主题。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前的求生存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求发展阶段。
“有人问我，你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己。中华民族不怕多灾多难，就怕自己头脑发昏。”这是最后一次演讲时，这位“老外交家”留给世界最后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