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我5岁时，母亲所在的元件十五厂倒闭。母亲像个插班生一样，到了元件七厂。这两家都是加工电视机零件的。
暑假里，爷爷奶奶没空照料我，我就随母亲去她厂里待着。母亲在前头骑车，总也不记得回头望望跟在后头的我，我提着心，害怕跟丢了母亲。
小城在长江尾，无数的支流汇入长江，母亲的厂子就在一条小河旁。河水浑黄，水面宽阔，有船家经过就会响起“呜——呜——”的鸣笛。我骑着一辆亮粉色的小自行车，在那条狭小的泥路上，蹬得飞快，车把手快要剐到一侧的房子。
进了厂子，扑鼻而来的是一股子油漆味，偌大的、水泥浇筑的厂房，一排排亮晃晃的白炽灯，数条流水线依次排开。那些叔叔阿姨坐在流水线旁，我从小怕生人，跟在母亲身后，在叮嘱中把那些叔叔阿姨一个个问候过来，他们转过身和我打招呼。
母亲也同他们一样，穿着灰色工作服，坐在流水线的一端。我坐在她身旁的一个矮凳上，从下往上看母亲。
母亲的头顶有一盏小亮灯。在一圈光亮中，母亲伸着脖子，手持一个小镊子挑拣次品。流水线上走的元件，是我到初中物理课才懂的，其实就是一段电阻，一圈红色、一圈棕色、一圈黑色，代表不同的阻值，我都当着好玩把一个一个串起来，当戒指、当项链。
厂子里两班制，早七晚七。午休时间，母亲总在补觉，在屋子里我都是踮着脚尖，生怕惊醒睡梦中的她，引起一番恼怒。尽管现在，我也避过中午时段给她打电话，20年来这是她固定的休息时间。
母亲的日子并不好过。机械的工作节奏、压抑的环境、被老员工欺负、替人顶包，母亲年轻气盛，不会圆融之术，往往自己被气哭。我总爱坐在墙头等母亲回来，远远看到她，便奔过去跳上她的车，唧唧歪歪地说个不停。可母亲太累了，到了家，就独自躲到楼上去休息了。
我上六年级，母亲准备换工作。那时高清电视开始普及，元件七厂面临技术淘汰，同样被淘汰的还有工人。母亲高中毕业，经人介绍在一家快餐店当服务员。
那时，我开始进入叛逆期，觉得母亲的工作不值一提。我也已经长大到暑假不需要跟着爸妈去上班了。那家店在城市的市中心，和朋友玩总是绕不开闹市区，但我也很少走进那里，尽管有人提议，我也想方设法绕开母亲工作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她的店拿东西。我坐在餐厅一角，母亲给我端来一大袋子薯条——超过标准量的薯条。我把一根一根薯条塞进嘴里，一边四处张望着。
人流里的母亲很显眼，鲜艳的T恤、深蓝色裤子，戴一顶有餐厅标志的帽子。她个子不高，嗓门尖锐，在人来人往的餐厅走得飞快，忙着收拾托盘、擦地，累了就撑在拖把柄上偷点小懒。碰到熟人就开心、热情地打招呼，但也不敢聊天太久，偷偷说“怕经理见到不好” 。
其实，就算是经理，他年纪还差着我妈一大截，餐厅员工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活泼。母亲性格热情、内心阳光，和年轻人凑在一起，经常嘻嘻哈哈，大笑不止，魔音穿耳。
后来，我离开小城去念书、工作。一天，收到她微信请求要求加好友，“我是妈妈”，这才知道她买了智能手机，同事还教会她玩微信。有时一个上午她“嘟嘟”发来十几条，我常回复一条“在写稿”“在工作”“在采访”，转眼收到她一条，“工作！工作！都是借口！”
今年，母亲52岁，过了退休年纪，还是决定要接着干，不愿过清闲生活。我还记得，当我坚持留在外地工作时，母亲昂着头，骄傲又挑衅地说：“我赚的可不比你少！”
曹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