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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叙利亚人尤丝拉·玛蒂妮正在绘有天使、海浪和巴洛克图案的恢弘游泳馆里训练，与任何一位准备冲刺的奥运选手一样——8月5日，属于他们的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就将在里约开幕。
游泳馆的外墙设计师，一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希望世人从她的设计中体验到被大海包围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眩晕的感觉”。可是，身处其中的玛蒂妮最憎恨的就是那种感觉。
就在一年前，她日常训练的游泳馆被炸弹掀开房顶，她在逃难过程中曾在爱琴海上挣扎了半天，此后她痛恨所有开阔的水域。
这个失去祖国的女孩作为200米自由泳项目的选手参加了里约奥运会，和她一起的还有1名叙利亚难民、5名南苏丹难民、2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那些拥有“祖国”的奥运选手骄傲地展示乔治·阿玛尼或是斯黛拉·麦卡特尼设计的国家队队服时，这10位奥运选手在抵达里约之前，先是逃离了中东和非洲的冲突、战争与暴力：他们乘飘摇的橡皮艇穿过变化莫测的大海，在枪林弹雨下躲进森林，或是住进尘土飞扬的难民营。
这是奥运史上首次出现难民代表团。奥运圣火传递还特地路过了位于雅典的一个难民营，玛蒂妮的同胞、在战争中失去右小腿的游泳选手易卜拉欣·侯赛因担任火炬手。他说：“我既是为自己传递奥运火炬，也是为了叙利亚人民，为了各地的难民，也为了希腊，为了体育，为了我的游泳和篮球队友们。”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此举意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难民群体也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世界应当更好地了解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希望将一个“希望的信号”，传达给全世界流离失所的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有653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首次冲破6000万人大关。以地球上73.49亿的人口作为衡量尺度，意味着全球每113人中就有1人或者是寻求庇护者，或者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或者是流落异国的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这一风险规模史无前例。总的来说，当今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超过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人口数。”报告称。
一
作为6530万分之一，玛蒂妮现在需要在里约的泳池里暂时忘记痛苦。
如《奥林匹克宪章》所言，奥运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和平的美好的世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玛蒂妮一直对此习以为常。她和父母、姐妹一起在生活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她3岁开始在一个体育俱乐部练习游泳，小小年纪已在国内外比赛中崭露头角。身为游泳教练的女儿，她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然而，随着叙利亚在2011年爆发内战，玛蒂妮的生活就此断裂。
抗议、示威、空袭、爆炸、屠杀纷至沓来。这个中东地区曾经最稳定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变得四分五裂、千疮百孔。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在内战中丧命。联合国截至2014年的统计显示，死难者达到25万人，而近期报道宣称的数目是其两倍——整个国家11.5%的人口在战火中遇难或受伤。
玛蒂妮告别了和平。一家人不得不搬出战火逼近的房子。一个与她相识的足球运动员在武装袭击中丧生。这个女孩面前有两条路：留在家乡绝望地活着，或者逃离。
在内战持续4年半后，2015年8月12日，玛蒂妮和姐姐离开故土，踏上了为期25天的逃亡之旅。两个小水滴汇入490万名叙利亚人逃难的洪流。她们从大马士革出发，经由黎巴嫩贝鲁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希腊莱斯博斯岛和德国慕尼黑，终于抵达柏林。
在把相当可观的现金交给安排充气艇的“蛇头”之前，没有食物和水的玛蒂妮姐妹在土耳其南部的深谷捱过了4个晚上。
她终于到达了爱琴海。
海浪一次次盖过她的头顶，苦涩腥咸的海水灼痛她的眼睛。限载六七人的充气艇被20多人挤得满满当当，在他们向希腊驶出半个小时之后，引擎出了故障。
船舱开始进水，随时都有翻船的风险。
玛蒂妮姐妹一起跳入海中，拖着船侧的绳索，用单侧胳膊和腿奋力划水。游了3个多小时后，体力不支的她爬回船上，一阵阵眩晕。作为一名游泳健将，她感到了水的可怕。
“也许我会死在途中。”玛蒂妮说，“但我在自己的国家也几乎是死掉了，我不能做任何事情。”
对难民代表团的每一个队员来说，参加奥运会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想。听到有机会参加奥运，刚果（金）柔道运动员约兰达·玛比卡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难民！”
惊吓、挨饿、受冻、颠沛流离、满目疮痍，是队员们共同的记忆。田径选手耶齐·普尔·比埃尔的家园毁于苏丹内战的炮火时只有9岁，外出找食物的母亲把他托付给了邻居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差点被士兵强行绑架征兵的时候，另一位选手詹姆斯·尼扬不过是一个放牛娃。
在村庄被敌对部落攻击时，7岁的萝丝·洛孔延见到了她祖父母的遗体；安吉丽娜·纳达依在10年前就与她的父母分离。这位21岁的女孩再也没有见过家人，只是听说他们还活着，她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在保罗·洛科罗的童年回忆里，跑步绝不是一项玩乐或者运动——他一边跑，一边听到子弹刷刷地飞过他的头顶。
这5名来自南苏丹的中长跑运动员都生活在位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收容了超过17.9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经历了几十年内战的南苏丹，也有的来自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邻近国家。
卡库马只是难民世界的沧海一粟。
全世界有2130万名流落异国的难民，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难民总人数最多的时候。他们失去家园，数目庞大，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还常常被政客当作社会治安问题的替罪羊。这一次，国际奥委会显然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
2015年10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欢迎那些无法代表自己国家或地区参加奥运会的难民中的高水平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前来参加奥运会。今年3月，奥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将组建难民代表团。
一个月后，当奥运圣火按照传统在希腊奥林匹亚点燃后，在战争中失去小腿的火炬手侯赛因，举着圣火穿过了雅典的难民营。他也是对奥运充满向往的运动员之一。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火炬传递的仪式在各城邦间传达奥运会即将开始的讯息，会使各城邦立即休战，象征着和平、光明、团结与友谊。
而里约奥运的火炬，只能让这10位难民暂时告别颠沛流离，暂时告别政治纷争。
根据安排，开幕式上他们在东道主巴西队之前出场。当他们夺得奖牌，运动场将为这些“没有家、没有国旗、没有国歌”的难民运动员升起奥林匹克会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这些难民运动员将与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其他运动员一样，都会在奥运村拥有一个家。”巴赫表示。
里约奥运会开幕4天前，在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难民小朋友见证下，意在促进世界和平的奥林匹克休战墙在奥运村设立。
这是奥运会的一个传统。巴赫表示，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危机的年代，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和平、团结为代表的奥林匹克价值观。
二
事实上，在奥运会向难民运动员敞开怀抱之前，运动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一处避难之地。
今年1月探访卡库马难民营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副总干事及各国奥委会关系主任佩尔·米罗颇有感触地发现，体育运动是生活在这里的难民保持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活动。
在那个没有什么现代化设施的荒蛮之地，跑步是一个不错的从艰苦中分散注意力的方法。虽然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烈日酷暑，耶齐·普尔·比埃尔每天都沿着黄土弥漫的小路跑步。
11年前与家人失散的他说，自己在跑步中获得了一份归属感。最初，他在难民营踢足球，但这是一项团队项目，需要依赖队友。通过跑步，他觉得可以“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命运”。
抵达柏林之后，玛蒂妮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当地的游泳俱乐部，重新回到泳池。她的父母也随后赶到德国与她团聚。
在全新的环境里，活泼开朗的她形容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只能用2个德语单词夹进5个英语单词，努力跟队友交流。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这个女孩把祖国的内战和新生活的不适留在岸上。
“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你在水里时，你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丢掉。”她说，“你是一个运动员。你不会考虑你来自叙利亚还是伦敦或者德国，你只会考虑你的比赛。你有你的赛道、你的泳帽、你的游泳课，如此而已。”
来自刚果（金）的柔道选手珀珀勒·米森加和约兰达·玛比卡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都来自布卡武，是在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的5年内战中受害最惨重的地方。与家人分散后，他们被送到首都金沙萨的流浪儿童中心，并在那里接触到了柔道，入选刚果（金）国家队。多年里，他们的家人始终音讯全无。玛比卡说，柔道帮助他们逃离战争的恐怖和失去家人的悲伤。
对他们而言，运动的意义不只关乎遗忘。
“当你是个小孩时，你需要一个家庭来教你应该做什么，而我没有家庭。”孩提时被剥夺了一切的米森加说，“柔道教给我平静、尊重、纪律和方向。”柔道也给了从前总是哭泣的玛比卡一颗“强大的内心”。
2013年在里约参加柔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在被教练带走了护照和财物之后，他们走出了下榻的酒店，决心脱离刚果（金）国家队。
无亲无故，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露宿街头。流落他乡有时还意味着备受歧视。当米森加试图租房的时候，有人直接告诉他，自己不想让非洲人住在这里。
这个24岁的壮实男人如今已经可以笑着回忆最初的遭遇：“你会想什么呢？你会看着自己然后想，我是狗或者是什么吗？”
玛比卡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洗工业设备。稍微安顿下来，她立马想方设法回归她热爱的运动。在巴西当地媒体的帮助下，他们联系上了一位柔道教练。
米森加穿上从垃圾箱里翻出的运动鞋，在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街边跑步锻炼。而在每次套上沉重的白色柔道袍，赤脚踏上蓝色垫子之前，玛比卡要花两个小时，转3趟公交车。
刚到巴西的时候，米森加以为生活会变好。然而在他租住的房子外面，每天都有土匪、警察和流弹经过。
最头疼的还是钱，虽然依靠打临时工维持生计，跟一个巴西女人结了婚的米森加要养活自己的儿子，还有妻子之前生的3个孩子。有朋友劝说他干脆放弃柔道，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挣钱养家。
“作为一个人，你就需要为生活而奋斗。难道因为你是难民，你就放弃运动了吗？”他反问着，黝黑而坚毅的面庞上却露出笑容。
他的想法与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对“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格言的理解不谋而合——“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但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6月初，国际奥委会公布难民代表团名单，米森加和玛比卡一起入围，得到了奥委会为他们备战提供的资金支持。
“他们的国家支离破碎，但是他们有着运动员的精神，”难民代表团团长、首位赢得纽约马拉松冠军的非裔女运动员泰格拉·洛鲁佩评价说。
对于自己入选的消息，玛比卡不感到惊讶。她希望难民们能够从她和队友们身上建立信心、重拾希望。“我会成为一个榜样，告诉人们，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三
尽管命运多舛，不得不承认，难民代表团的10名运动员都是幸运儿。
他们从候选的43名难民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而更多的同胞根本没有机会像玛蒂妮那样从苦海中平安上岸。
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2016年前5个月，跨越地中海偷渡入境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人数达到20.4万人，2016年以来至少已有2510人在取道地中海偷渡到欧洲的途中丧生。
就在奥委会公布难民代表团名单的同一天，利比亚红新月会发布消息，至少有117名试图渡海前往欧洲的难民尸体被冲刷上利比亚祖瓦拉镇的海滩。
全世界都曾笼罩在一个叙利亚男孩遇难的悲伤中：2015年9月，3岁的艾兰·库尔迪跟着父母偷渡到希腊时不幸沉船，一家四口只有1人存活，他幼小的躯体被冲到土耳其的沙滩上。他至死没能到达彼岸。
对米森加来说，“为全世界所有的难民而战”，是比代表他自己的祖国更大更重要的使命。
“我想要代表所有的难民，我想让所有人看到，在伤痛和风暴过后，安宁的日子终会到来。”玛蒂妮在接受采访时说。
当然，参加这次奥运会的难民选手们并不是没有遗憾。
25岁的叙利亚游泳小将拉米·阿尼斯还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为祖国出征。2011年，由于爆炸和强征入伍在家乡变得更加频繁，他的家人把他送到在土耳其读书的哥哥那里。
“我在包里只装了两件外套、两件T恤和两条裤子。”阿尼斯说，“我以为我会在土耳其待上几个月，然后就回到我的祖国。”然而一去5年，他至今未再踏上故土。
“这一次，我代表着失去了权利、经受不公的人们。希望到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时，不再有难民，我们都在自己的国旗下。”他说。
和祖国一样让选手们记挂的是离散的家人。玛比卡还在苦苦寻找失散18年的家人的音信，而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硬汉”米森加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有两个兄弟，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我甚至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子。我将会参加奥运会，如果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他们会发现我在巴西过得很好。”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给家人们买机票，把他们接来巴西团聚。
在强手如林的奥运会上，很多人都在关注，难民代表团里有没有人可能冲击奖牌。认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玛比卡说，自己会赢得一枚奖牌，这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米森加的打算是，如果在柔道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就有可能赢得赞助，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但在教练杰拉尔·伯纳德看来，奖牌问题无关紧要。
“他们来到里约，就已经算是赢得了他们的奖牌了。”他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