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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原“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因强奸、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很难相信，这个戴着眼镜、黝黑瘦小的男人，能在整整7年间，假借资助贫困学生的名义，通过毫无资质的“爱心网站”，一面强奸多名农村女孩，一面将善款揣入个人腰包。以至于东窗事发时，很多人惊呼“天使变成了魔鬼”。
这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思维，即“好人”不会干“坏事”；或者说，没有对慈善事务进行质疑的习惯。
有人说，中国是人情社会，鲜有人好意思把好事放到台面上质疑。其实不然。前几年天灾之时，网友们还热衷于讨论、比较“谁捐得太少”；而近些年，民间对各色名目慈善组织的监督越来越多，就是一种看得见的进步。
慈善监督在中国普及难在哪儿？王杰所在当地一位官员的话可以帮我们管中窥豹。接受采访时，他坦诚这一地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当慈善事业连“温饱”需求都满足不了时，自然也没能力去仔细甄别“好心人”。
《中国慈善报告（2015）》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核算社会捐赠总价值达到1981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17％。捐赠总额的增加无疑彰显了“量变”的成果，但当把目光放在慈善监督等制度性问题时，就会发现中国慈善行业还处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
对比见差距。在公益事业完备的多数发达国家，慈善机构一律配有独立、毫无利益相关的监管委员会进行监督。且因享有税收优惠，机构每年都须向政府汇报经营情况，不能开展注册范围以外的商业活动。各项经营数据也必须完全对社会公开，任何人都有权查阅。
而在我国，直至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慈善法》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法律责任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监督管理的职责。
《慈善法》实施后，唯愿管理部门能够切实执行法律，将“披着羊皮的狼”的伪装及时掀开。严厉监管会带来一时之痛，但长期放任慈善行业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却必然打击社会的爱心。
就像当年的“百色助学网”没有按规定登记，民政部门却在知晓其存在的情况下不主动查处；王杰公开谎称自己是县委工作人员，当地机关也未见一人揭谎；直至发现了问题的志愿者向警方报案，对方竟将电话挂断。很难想象，本就有待拨云见日的慈善事业如果缺乏公正清明的监督，会演变成多么脏乱差的一汪污水。
在常规的监管外，《慈善法》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以及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其实，我国早已有过类似的尝试。2013年，广州市政府就直接批准成立了名叫“慈监委”的民间第三方慈善监督机构。当时主管慈善事务的广州官员曾表示，政府监管带有一定的被动性，是最后一关。在既有慈善无法面面俱到的情况下，不如拓宽民间监督渠道，交给第三方专业机构。
3年之后，广州市政府的眼光依旧具有前瞻性。当慈善需要监督愈发成为共识之时，更高效地处理来自民间的举报投诉，非但不是爱的负担，反而是爱的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