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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看，摄像头越多越好，摄像头记录的信息越完整越好；但是，人不是工具，人的隐私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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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公安部发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出，旅馆客房、集体宿舍以及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禁止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征求意见稿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京华时报》11月29日）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摄像头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保障公民权益。人们对摄像头已产生了一种依赖，一个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就想到看监控。可人们又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因此警惕密布的摄像头，他们不愿意在别人的窥视中成为“透明人”。
这种矛盾源自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关系。权力应该给予权利完整而足够的保护，同时又理智地止步于私人空间，防止在“意图正确”的理由下，对权利造成损害。
公安部的征求意见稿，就遵守了这个基本原则：可能泄露隐私的场所，拟禁安装摄像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侵权。这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显示出权力的边界意识。
尽管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看，摄像头越多越好，摄像头记录的信息越完整越好；但是，人不是工具，人的隐私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起点。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人们既不用担心隐私被侵犯，也不用担心因为监控缺失而处于风险中。
隐私权只是个体的部分权利，私人空间也不仅是可能暴露隐私的空间。止步于私人空间的边界意识，其实还可以延伸：在正当的个体权利面前，权力学会节制，变得更加理性；在权利层面的私人空间面前，权力懂得边界，在该停下来的地方停下。
当权力的边界意识成为普遍的自觉时，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就会减少，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消除。人们甚至会在个体权利的伸张中，自然而然地忘记权力的影响。此时，权力只要做好外围的保护即可——在私人空间里，个体行为就交给个人素质和社会道德去约束吧。
乾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