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这是笔者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看到的可能是中外罕见的一条劳动纪律。当年359旅为了响应中央“民众减负运动”的号召,上至旅长,下到马夫、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为此,部队领导不得不制定了这样一条劳动纪律。
肚子饿了,精神不垮;身体弱了,气势不竭;环境恶劣,雄心犹在;野兽出没,泰然处之,由此激发出了非凡的能量,使全旅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南泥湾也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重于泰山。陕甘宁边区多数地方地处偏僻、封闭、保守、落后的农村,各方面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农业,不仅要承担这块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衣食开支,同时还必须承担日趋增多的来来往往的人员开支,1940年增加了61144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到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主的“民众减负运动”。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那时,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尽管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还是抽出时间下地劳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一项特别的议程,就是给王震、习仲勋、马文瑞等22名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高级干部颁奖和奖励。毛泽东同志还为受奖的干部亲笔题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
这是一个人们自信可以改变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用理想与热血铸造历史的时代。
经过几年奋斗,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陕甘宁边区人民由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通过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不断减轻人民负担。第一次精兵简政历时4个多月,到1942年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被分配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领域。为了保证边区的生产力量,边区政府尽可能地减少民力动员。1941年,延安动员了6万人次,1942年降到了2.8万人次,减少了3.2万人次;绥德1941年动员了7.5万人次,1942年减到900人次,减少了74100人次,使更多青壮年投入到生产一线,为保障民生提供了人力保证。
清醒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对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通过制定和实施社会优抚政策、社会救济政策、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积极展开广泛的社会保障覆盖。其中规定:满周岁的儿童体检健康者,发给奖金;各党政军的卫生医疗机关,免费给儿童治病;贫穷无依靠的孤儿,由政府负责抚养等。
民生即民心。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毛泽东坚决不离开陕北,带领少量警卫部队转战于这里的千山万壑之中。他深知:哪里群众基础好,哪里就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