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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花钱的地方，除了等翻桌的爆款餐厅、出新品的苹果店，现在又多了一家书店。近日，叶锦添带着新书《叶锦添的创意美学：流形》来到北京的单向空间书店，和文化学者陈冠中聊起了“给年轻人的一堂美学艺术课”。活动开始前一小时，空间有限的书店已经人满为患，58元的入场券，限额200人，让不少来晚了的读者高举着手机，在入口处焦急如同为明星接机的粉丝。
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的外套，戴着黑色的帽子和灰色的围巾，架着一副方框眼镜，隔着耸动的人头望去，叶锦添和他那些华丽的作品之间，似乎构建不起任何关联。
坦白说，叶锦添和陈冠中的对话并不那么通俗易懂，不时出现“符号”“极限”“主义”等名词，最后还延伸到“宇宙”“时空”“虚实”等概念，连主持人都调侃“为自己看不懂书找到了理论依据”，但对读者来说，看懂叶锦添从来不通过文字。
最近电影圈最热的是两个话题，一是李安的120帧技术，一是冯小刚的圆形画幅，两位导演都曾与叶锦添有过合作。“每个年代的进步都有它的方法，我们要看后面，不要相信当时的感觉。”叶锦添说，“我还是在寻找无形的东西。”
如果把叶锦添的作品列个单子，基本就能重温这30年来的影视作品，《英雄本色》《胭脂扣》《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一九四二》《大明宫词》《红楼梦》……讲究画面的导演们似乎都很爱他，吴宇森、关锦鹏、李安、蔡明亮、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李少红……
今年9月到10月，《叶锦添：流形》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英国出版人、策展人马克·霍本这样解释展览名字“流形”：对叶锦添而言，他不断探寻如何把历史知识运用到现实中来。作为一名艺术家，他致力于增扩观众的视野和生活方式——他把这个过程描述为“流形”。
叶锦添说：“早期我对西方文化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也非常抗拒。如果太喜欢一个东西，就好像失去了自己。现在大众的审美观各方面都是往西方走。”出生于1943年、引领世界时装日本浪潮的设计师山本耀司曾对叶锦添说，他在巴黎的头一份工作是做店员，用了16年时间在巴黎时装界打拼，但不敢把和服拿出来，因为怕被贬，等到16年之后，他的设计里才有一点和服的影子。
叶锦添生得晚一些，也似乎更幸运一些。凭借《卧虎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在此之前，他和吴兴国、林怀民等人在舞台剧上的合作，就已经被欧洲接受。当里程碑式的《卧虎藏龙》成功后，他正式提出了“新东方主义”——东方的，但更是新的。
陈冠中说，在极简主义似乎一统天下的今天，其实文艺界有极繁主义的转向，电影的极繁主义更是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比如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里尼、日本导演黑泽明晚期的古装电影。而最早的极繁主义来自中国，比如《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饮食、衣饰、诗词，都极尽繁复。
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涵盖这个年代，现代主义走到了极致，后现代主义就把一切都拆散了，而叶锦添有野心，他想“重新连接古代和未来”。
尽管为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设计的造型颇有争议，但叶锦添有自己的解释：“我在复古的同时也加入了非常多的现代元素，年轻、反叛、少男少女的想象世界，加入了现代的材质，使它产生一种虚幻感。另外还参考了国际时尚化的年轻人服饰，深入融会在古代的裁剪里。比如，薛宝钗就有一件全部用蕾丝拼合的礼服。”
叶锦添从古典戏曲的剧照中——无论男女——都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妩媚，一种很情色的东西——不是色情文化的情色，而是暧昧，里面藏了很多诗意。“我感觉到曹雪芹身上有一种象征主义的氛围。曹雪芹营造的美，是逝去的美，无法用传统符号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色彩是《红楼梦》能给我的强烈印象。”
今年9月，由叶锦添担任舞台美术与服装设计的新排英语歌剧《红楼梦》在美国旧金山演出，120回的《红楼梦》被浓缩为两个小时。歌剧版《红楼梦》的色彩极为丰富，众多图案罗列其间，但这些丰富的民族色彩在西方文化里就会带有俗文化的味道。于是，叶锦添重新调配了所有色彩的浓度，统一了色彩调子，比如，黛玉是淡绿色，宝玉是枣红色，宝钗是米白色。
叶锦添说：“中国停留了太久，以至于它的形象被刻意固定下来，只要脱离分毫，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感觉不适应。正是在这一丝朦胧中找寻到这个过渡，同时在东方意境与西方比例中找到平衡，使两种美学得以交汇，尝试着把古代的意蕴贯通在西方的诗意世界里，才能达到新的交流。”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