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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市的第一天，是周日。我和老陈饥肠辘辘，而城市空旷寂静——饭店都关门了。
这时候，一家快餐店老板娘就跟观世音菩萨下凡似的，出现在街对面的玻璃窗内。
“我们今天不营业，”面对我的询问，她略思索了片刻，“不过，进来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她特骄傲地推荐了店里的绿咖喱虾拌米粉，也不肯收我们的钱。
另一天，等出租车的那么会儿工夫，酒店门童跟我们聊了两句，听说老陈是来美国读书的，告别的时候，他不收我们的小费，却叮嘱说：“把钱留着好好上学。”一时间让人有点恍惚，仿佛穿越到了学雷锋时代。
还有上周五，走在校园里，突然一个陌生人好开心地与我击掌，说：“周末快乐！”
这就像跌进了一个异次元世界。来美国后，我一度不适应每天撞见那么多没事儿就笑的脸庞。在这样的热情面前，我局促不安的回应几乎称得上冷漠或僵硬。
其实不应该对此太惊讶。毕竟，2011年，我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段对话，就是跟一个热心得像从童话中走出来的英国大妈说的。至今仍记得她瞪大眼睛问我：“不，这是巧克力啊，你应该带回去跟你的家里人分享，怎么能扔？！”
哎？10分钟前明明她还一脸淡然地告诉我“行李超重了，你得拿掉一点儿东西”。
那袋廉价巧克力是大减价的时候在超市里买的，大约3英镑，而它让这位机场大妈成了我的同盟。她利索地把巧克力塞进一个塑料袋，然后叮嘱我：“带进去，给安检的人看，他们不会拦你的。”
当时，我并不敢挑衅“手提行李不许多于一个”的规则。但前几天，听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回忆，她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是老公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她求婚，旁边的朋友还变戏法似地变出一瓶香槟——自由女神像附近可是安检极为严苛的重点场所，液体根本不能带进去。据说，这几个年轻人偷偷向安检人员说明是为求婚准备的香槟，这瓶酒，居然就平安无事地过了一道道安检。
大洋那一头的人民对规则的重视，是新闻里司空见惯的内容，可是这些曾经与我相遇的人，都在挑战着规则和我的认知。思来想去，大概只能说，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很少能遇到比“一个外国女生在机场不得不扔掉带给家人的巧克力”或者“求婚的时候香槟却被安检给没收”更残酷的事情了。
那个带着香槟去自由女神像前求婚的美国小伙亨利曾问我：“昉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我听说，北京的房价很高、道路很堵，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这位博士一脸认真地分析道，“所以，是不是说，一个在北京市中心餐馆里当服务员的外地年轻人每天下班之后得再开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郊外的房子里？”
我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回复——群租房听说过吗？购车资格是想摇号就能摇到的？能开车上下班还叫生活压力大？
他的问题令我想起几年前一位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的造假事件。该主持人号称亲自去中国采访了富士康工厂的年轻工人，也真来国内晃悠过一圈，但他编的故事很快穿帮了。因为他编造的其中一个细节是，富士康工人下班后在星巴克咖啡馆聚会，喝着咖啡共同抗议老板的剥削。
类似的经历多了，我忍不住琢磨一件事儿。如今这个时代，很容易就会以为自己了解海外。毕竟，异国发生的许多新闻几乎都能同步传回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号都能围绕热点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就像老话说的，人往往只看见纸上的墨点，却忽视了更大片的白色。媒体天然对准“墨点”下工夫，谁又知道更大面积的“白纸”是怎样的白？
我最没想到的，是曾经在大不列颠经受过一年新闻专业主义洗礼，又回国专注报道过国际新闻一年多的自己，这回一到美国，还是惊讶，还是时不时大跌眼镜。
我对本地人司空见惯的许多细节都会目瞪口呆：PM2.5指数是6，本地软件给出的评级是“良好”；超市里的卫生巾包装上印着女性跑步、游泳，运动得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学的食堂内外设置了许许多多带插座的桌椅、沙发，乃至可以躺着睡一觉的彩色大抱枕；口袋里的手机偶尔会响起警报声，有时候是报告附近有小孩被拐带，请所有人帮忙寻找，有时候是政府发布的灾害警报。
也并没有多么稀罕，只是每个细节都让生活好一点点儿。
夏季的某一天，收到洪水警报一个小时后，一场瓢泼大雨砸到了我们住的小区。
地面没有积水，街上则空无一人。我忍不住想起在北京数年前经历过的一场著名的大雨，自己在淹到脚踝的水中欢快地蹦，并不知道不远处许多人困在立交桥下的积水中。如果当时每个人的手机也都能提前一小时凄厉怪叫一声，事情又会怎样？
并没有什么如果。在亚特兰大，这只是再平淡不过的一天。大概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去想，因为这些微小的细节，有多少悲剧被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