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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农民工李剑自称诗人，理想是当个“全国知名”的作家。
他身材不高，浓眉小眼，裹着一件1982年当兵时发的军大衣。金漆斑驳的扣子耷拉着，直向下坠。头上那顶“纽约洋基队”棒球帽里夹着一张写作提纲。纸的一角从他的帽子后面钻了出来。
现在，只有初中学历的李剑已经写下了三万多字的诗歌，主题几乎全部出自生活——村里有老人没人管死去，打抱不平写首诗；看到雅安地震的新闻，鼓励受难者也要写首诗。
写作几乎是他打工间隙的最大乐趣。室友招呼他打麻将、喝酒，李剑不爱搭理。他嫌宿舍太吵，跑到房东的屋里写。房东嫌他碍事，又给轰到了后院。他喜欢去书店蹭书看，站着读完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还能背下全书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李剑伸出鳞片般粗糙的手，额头上的皱纹拧在了一起，兴致勃勃地对记者点评：“这个开头好，引人入胜。”
白天，李剑是商场的保洁员，一天只舍得吃两碗10元钱的油泼面。晚上，他就躲进西安郊区张家堡街道的民房里，一头钻进文学的国度，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
乌红色的矮床就是他的书桌，“仓库货物清单”的背面就是稿纸，有些已经霉变发黄。他坐在一个比床还矮的小折椅上，勾着头，几乎趴在床上。3万字诗歌几乎都用一个姿势完成。邻里纠纷，国家大事，都被搬到纸上。
现实中，他是挤在公交车上“脏不拉几的农民工”，大家都不愿意挨着他坐，在写满字的纸张上，李剑畅快地想象着人们都开着“丰田”和“捷达”，抽着“红塔山”，喝着“五粮液”。
他瞒着妻子，花3000元把自己的作品印了100本。还把小册子连同入会申请一起寄给当地的诗词协会，收到了带着红印章的会员证。
这张只有巴掌大的证，在他心中的说服力不亚于农民歌手在“星光大道”上捧起的冠军奖杯。“如果谁说我的‘作家证’是假的，我就带他上法庭。”
渐渐地，网上关于他的新闻多了起来。有报道称他为“农民工诗人”。有网友在新闻后面给李剑“点赞”。还有人留言：希望他多写点小说，诗歌的年代已经过去。
可在李剑心中，要真正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仍需要一次飞跃——出版一本公开发行的文学作品。
他寻思写本关于村里打工青年的小说——《漂》，表现年轻农民工的打工心酸。起因是村里一个37岁的青壮年，打工时突然脑梗离世。
他在脑中构想着签售的场景：在城市的广场上，身后拉起大条幅：“当代农民工作家李剑首次签名卖书”。买书的人排起长龙，自己的手都给签麻了。“一本书赚上十几万元的版税，从此过上作家的体面生活。”
可在现实面前，李剑被自己的理想藩篱困住了。
他找人询问出书的花销。回答让他一惊：3万元左右。自己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家里有1亩5分地，还要养活一家五口。大女儿去年考上一所民办大学，因8000元学费而弃学，两个儿女正读初中。
李剑不死心，拿着小册子到村里挨家挨户的募捐。钱没收着，质疑声却滚滚而来。有村民说他在胡写，还有人嘲讽他“没成就，写的东西谁会看！”最终，他只募到600元，这些钱在他看来只能“吃上几十碗羊肉泡馍”。
家里人也开始反对他。周末，李剑的小女儿陪着妈妈，坐在马路边的晒谷场上，双脚摊开，拾掇辣椒干，手上沾满了灰和辣椒末，大卡车就从旁边呼啸而过。她们一天能赚上50元。
聊起出书的事，李剑妻子的气不打一处来，对他嚷道：“这口饭你要有本事就吃，没本事就别吃。别人不支持你有啥办法？” 妻子觉得“作家李剑”和“农民工李剑”差距太大，眼前的丈夫“太不真实”。
可李剑回答引发妻子的沉默。“当作家是我的理想和追求，农民工作家就要替农民说话。”他反复地背诵着一句话：“一个不热爱故乡的人，能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吗？”
听着父亲辩解，小女儿低着头嘟囔着说了一句“做梦”。手里的干辣椒被捏得啪啪作响。
争吵久了，李剑也无奈，他说作家也要生活，总不能自掏腰包。如果没人“养”自己，索性就撂下了。可他没有真死心，说自己是几亿农民工的代表，“农民工作家不应该支持嘛？我只想证明农民工里也是有能人的，不能叫人给看扁了。”
他说，他想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故乡春梦——一个农民工诗人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