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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800多人在北京为99岁的李佩先生送行。
人群里，有白发院士，有青葱少年，也有一些单纯被“感动坏了”的网友。寒风中，队伍越来越长，鞠躬的人流从最初的两人一排，变成3人一排，4人一排。大家深情地向围着镂空白色围巾、仿佛仍在安睡的李佩先生告别。
更多的纪念在网络上。很多人转发分享李佩先生的故事，有人第一次为一个故事点了赞。拇指的力汇成思念的海。
有人说，99岁的李佩先生“带走了一个时代”，“最后一个大家走了”。
几乎每一位大家离开，都能听到类似的感慨。季羡林如此，钱学森如此，杨绛如此，刚刚逝世的李佩和周有光也是如此。“带走了一个时代”几乎成了社会给予一个人最高的墓志铭，近乎一种集体式的最高赞扬。
可是，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带走一个时代，他们带走的只是自己，但为什么人们愿意把个体和时代联系起来？人们到底在纪念那个“被带走的”什么？
今天，人们怀念“那个时代”，正是怀念那个时代美好的、这个时代正在流失的品质。
学生们怀念他们“最好的老师”。很多学生从李佩身上看到，“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李佩说：“你得有一桶水，才能给别人一杯水！”
送别的人群里，有人回忆，自己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李佩先生改的，讲了两个多小时。有人说，当年出国多亏了李佩先生借给自己100美元。还有人提及，李佩先生考试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个“honesty（诚实）”，转身就走，到点儿再来教室收卷子。
或许在她眼里，她相信学生诚实，学生就会诚实，诚实就会在心里像种子一样种下去。
她就拥有一颗这样的种子，即便是“文革”中她被隔离审查6年，也不曾丢失它。
她还有爱的种子。退休后，她长达13年组织讲座，做各种公益。她还有真的种子。她说真话，敢批评，不管对方的职级有多高。
她不说大词，也不喜欢高谈价值观，她更愿意做事。她对“美不美”这样的问题，一口回答：“做出事，就是美。”
她很少说自己。她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这个世界的大问题。就像周有光晚年所说的，“不要谈我个人，我们来谈谈这个世界”，“我是认真地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出路时，三位白发长者并排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也许这是人们感慨的“那个时代”的空气的一部分，是浮躁的社会里，忙于讨生活、“身体被掏空”的我们所需要的氧气。这氧气并不属于某一个时代，它是每个时代人们所共同追求的。
李佩这样的世纪老人也并不属于某一个时代，他们的人生横跨多个时代，在每个时代都保持同样的品质。
为她送别的人群里，几乎没有痛哭的场景。遗像里一头银发、双臂交叉，露齿微笑的李佩望着大家。与其说是一场告别，不如说是一种致敬。人群中传递的不完全是悲伤，更像是一种鼓舞，鼓舞自己像李佩那样活着，在自己身处的时代，在每一个时代。
有人试图弄清，为什么这个个头矮小的、不满80斤的老人能用细小的肩膀扛起那么多的艰难。她中年时丈夫走了，到老年时唯一的女儿走了，她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漩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不慌不张着，“要眇宜修”着……
她曾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人还得走下去，而且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走下去，去克服它，而不是让它来克服自己。”
这种废墟上的优雅，险境里的真我，对国家命运的时刻关切，背后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精神气质。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会自发募捐，要为李佩先生塑一尊铜像，放在校园醒目的位置，丁仲礼校长说：“希望我们的教职员工路过雕塑时，都会想一想，比起李老师，我还可以在什么方面做得比现在更好一些。”
在很多人心里，真正的塑像是无形的。
告别的人群里，多数人鞠躬3下，戴着白花的颜基义老人鞠躬5下，他说他要替两位朋友鞠躬两下，一位在美国回不来，一位得了癌症来不了。他们都受益于李佩先生。
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去探望李佩先生，她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她紧紧地拽着老朋友的手，一下比一下用力。他噙着泪说，明显感受到了那种力。
李佩先生平静地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她爱护的年轻人自发地向她道别。她没有带走“一个时代”，反而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永不消逝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