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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些部门之间责任不到位出现相互“踢皮球”的现象，过去没少被媒体和社会各界诟病。如今，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好像成长的烦恼一样，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群团组织的工作格局中，由于条块分割太清晰，就出现了反而不利于做事的一些微妙的情形。比如妇联工作对象是妇女儿童，共青团组织当然关注青少年，那么就存在交叉群体——年轻女性和儿童，工作起来就显得有些尴尬。
从理论上来看，大群团的改革并不难，只是几个群团部门的职能合并。可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整合之后在具体的工作领域和项目中由哪个部门主导？要不要增加编制？与原来的部门如何互动？……这些问题一堆，都需要一一理顺。在四川雅安，就做了一个尝试——把群团组织整合起来成立“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让各家群团组织的“自家事”变为“大家事”，形成了新的制度供给格局。
如果把改革作为分类，一是“脖子以上”的改革，也就是思维变革，其过程必须经过头脑风暴，二是“脖子以下”的改革，考验思想认识怎么落实。那么问题来了，雅安的大群团改革如何做到，为什么在经济不发达的四川雅安能发育起来？
正如有公益界人士所言：“只要有自然灾害，四川处理起来会比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更有经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雅安的芦山地震，大灾之后，虽然有诸多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但是“多难兴邦”4个字，却烙在了人们心中。在经历灾难的阵痛之后，志愿者从不被熟知到被大众熟悉，公益组织数量从少到多，政府的救灾机制响应从慢到快，救灾各方的配合从不顺到理顺……这些都是进步，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容易。
从“小群团”到“大群团”，“脖子以下”的改革看似顺理成章，却让当地经历了一场颠覆价值的过程。政府官员了解了社会组织的价值，社会组织了解了专业力量的价值，居民们了解了服务的价值。灾难之后的“剧痛”，让痛定思痛的责任感带来了改革动力。当下在四川，政府对于公益投入很大方，社会组织的土壤很肥沃，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可以乐观地预计，在四川这片土壤一定能发育出接近本土文化的社会组织。
虽然灾难结束了，但是改革没有停止。实践是检验改革成效的唯一标准，大群团改革才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断定“大群团”改革探索到目前一定完美无缺，但改革的勇气却让人感动。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种痛定思痛、危中求机、多难兴邦的雅安精神，应该理直气壮地为类似的改革探索点赞。当然，我们也要反思，改革的进步不能都是以“剧痛”为动力和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