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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智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老建筑多活一段时间。但是有时候，她发现自己只能和这些老建筑一样，“在支离破碎的状态下活着”。
为了保护老建筑，这个63岁的老太太经常挂着相机，一天有七八个小时都在外考察。她多次在拆迁现场受到威胁和打骂，在深夜坐着出租车绕圈，不敢回家。她曾经训斥一名晚辈，“作为一个记者，要拿起电话就打，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给各级文保单位写信，开头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条规定……”，并请对方依法“采取紧急行动”。
她给市政府写建议书，提出对哈尔滨道外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区必须坚持依法整体保护，慎言“改造”，结果被要求改写得“委婉一些”。她说：“我实在委婉不了。”
从在《黑龙江日报》创办呼吁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刊《城与人》以来，这个眉眼柔和、体态娇小的女人已经为文物保护事业奔走呼号了近20年。
时间把她一头短发染得花白。她用相机记录下的历史建筑中，有数百座被成功列入全国文物普查范围，逃过了被推土机碾轧的命运。还有的已经面目全非，甚至不复存在，包括哈尔滨的洋房、北京的胡同、大同的古巷和洛阳的老街……
她最后一个想要保住的老建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因为要修建哈齐高铁，这座91岁的桥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
2017年2月14日，曾一智在病床上睁开双眼，远处就是正处在改造争议中的霁虹桥。“当我和近在咫尺的霁虹桥一同从晨曦中苏醒，我发现我和老桥居然都还在支离破碎的状态中活着。”这是她留在微信朋友圈的最后一段文字。
这个出生于书香世家的老人本可以选择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她爱喝咖啡，学过美声，厨艺极好，出门前总要想想搭配哪条围巾。
化疗后她的头发很快掉光了，还要坚持自己挑一顶合适的假发。女儿带回家一个肯德基的纸袋，上面写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曾一智一直留着。
可是因为自费进行文物考察，她有时候回家只能吃白水煮面。她曾两次拒绝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并将奖金全数退回，更不愿意接受外界的资助。她多次跟人提起，自己这辈子“做了想做的事，没有遗憾”。
她不希望只做个柔软的女人。她对美的热爱和向往不仅是朝向自己，更是朝向整个城市、整个世界。有一次她追在整整一车雕梁画栋的碎片后面不停拍照，哭着说“你看它们多美呀”。可是怎么也追不上。
时代在向前飞奔，病痛却把她向后拖拽。她奔走的步子终于一天天慢了下来。3年前，哈尔滨龙门大厦贵宾楼雨搭拆迁现场，她一边愤然地跟拆房工人理论，一边按动着手中的相机快门。那时她被确诊为肺癌，刚动完手术，都无法站立，胳膊被两个文保志愿者架着。
去年4月15日下午，在关于霁虹桥改造方案的座谈会上，她说要用生命保护这座桥。就在上午，她刚刚拿到癌转移的复查结果。出门考察连楼梯都爬不了，走几步就喘得厉害。
很多人觉得惊讶，曾一智对老建筑的故事甚至“比当地人还要了解”，却极少有人知道，即便在病重的最后几年，她连呼吸都费力，却还是戴着老花镜，缩在半面都被书堆满的床上，仔细翻看着资料。直到去世前一个月，她还在坚持买书，家里的8个书柜已经装不下了，只能堆在地上，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
躺在病床上，她的电话依旧不断，多是各地的志愿者在看到某处拆迁的消息后打来，请她“去看看”或是“出出主意”。女儿不让她去，她就偷偷溜出去，回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像个犯了错误不好意思承认的小孩子。
“有时候我都挺恨那些志愿者的，她身体不好，干嘛非要跟她说啊。”曾一智一位多年的好友说，“我有时想劝她别去，又怕她生气。”
也有人说，“因为很想成为她的朋友，所以不能过多地劝阻她”。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曾一智的朋友呢？因为她纯净、纯洁、纯粹。她是这个混沌社会里的稀有元素。”有人评价。
得知曾一智去世的消息后，96岁的文物界著名专家谢辰生老先生说：“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今年春节，她把部分有关老建筑的资料整理好发给了多年的好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姚远。“免得哪一天我忽然走了，该留下遗憾了。”这时候，她由于胸腔积液已经无法平躺，连睡觉都只能坐着。
大多时候，她的奔走呼号就像铁锤砸在棉花上、石头沉入大海里。许多老房子只能永远留存在她的相机中了。最后的日子，她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兀自喃喃地说：“我写了那么多的建议书和信，没有人回复。”
2月19日去世前，曾一智最后一次清醒，女儿向她转达了那条关于霁虹桥朋友圈收到的无数鼓励和问候，有的是对霁虹桥的，有的是对曾一智的。她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太晚了，没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