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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15年，周传基就拍好了自己追悼会上用的短片。
这位电影学院的教授站在原本用来摆放遗照的位置，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框的眼镜，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就像平时上课的样子。左右两侧悬挂着“挽联”，上联“想干啥干啥说干就干啥都挡不住”，下联“爱骂谁骂谁想骂就骂谁也管不着”，头顶横幅上写着“唐（堂）吉诃德先生千古”。
“人死之后，往往是事没做完，话没说完，我拍自己的追悼会，就是想在我死之后，把我活着的时候没敢说、没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周传基对着镜头笑，又叮嘱：“我死了以后，不要什么遗体告别，也别把我的尸体放在灵堂上。追悼会上就放这个短片就行，让大家看看我骂人的形象。而且只能听见我骂，却骂不着我了。”
那时的周传基，已经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理事，也是中国电影理论界的“刺儿头”。他曾直言：“必须把各电影学院里教戏剧表演的混子揭出来。”也评价一些中国电影中的台词，“为什么不说人话呢”。
他公开批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对电影的定义是“谬误”，“连电影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他对他的学生张艺谋、陈凯歌同样严苛，总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好”。陈凯歌《霸王别姬》之后的作品，老先生都不大满意。
当这位教了一辈子电影的老教授，真的于北京时间2017年4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医院辞世时，同行们悼念他，忍不住还会提及他的“极端”和“固执”。
北京电影学院的郑洞天教授曾当着他的面说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向风车进攻。可是就没有回头看，攻下一个风车，后面又出现了好几座风车。”
周传基立刻回应：“这有什么关系，接着攻，有多少攻多少！”
网友在他的博客里留言批判他，他一条一条地回应，反驳。他的学生、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研室主任薛燕平对此有些无奈，劝他，“理会那些人干嘛呀”。但周传基仍然跟网友斗嘴，乐此不疲。
他参加中国电影录音协会的一场会议，强调电影中声音的地位很重要，甚至有时比画面还重要，但有的导演不同意他的观点。周传基当着满屋子的人站起身，走出会议室大门，站在楼道里破口大骂。
大家都惊呆了，有人劝架：“咱们这是学术讨论呢，你怎么能骂人？”
周传基从楼道里走回来了，反倒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你们不是说声音不重要吗？但刚才我在楼道里，你们看见我骂人的画面了吗？你没看见，只听到声音，你们说，声音重要不重要？”
被骂的人无话可说。
离开电影，这位老人其实一点也不顽固。薛燕平记得，90年代刚开始普及个人电脑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周传基家里，碰见老爷子拿着鼠标，正在用电脑Windows 95系统里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画，“还觉得自己画得特别好”。
老爷子在国外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后，换了个角膜，“竟然是蓝色的”，薛燕平在网络视频里瞧见，还吓了一跳。
他退休后自己建了个人论坛，开网络视频课程，最早实行网络直播教学。那是当时国内第一家专业电影教育论坛，注册会员数万人。他在论坛和社交软件上跟大家聊天，字打得飞快，用起流行热词来，也显得“挺潮”。
但一说起学术问题，周传基却“保守得惊人”。
他不乐意看新电影，觉得“电影在退步”。在他看来，新电影使用的一切拍摄、表现手法，一切在视听语言上玩出来的花活儿，甚至各式各样的故事主题，在很多年以前，就都已经被大师们玩过了。
“我已经看过最好的了，不要看这新的。”周传基说。
他还在采访中直言“中国没有大片”，因为“制作上的差距很大”。商业娱乐大片不是艺术品，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工艺品，可在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完整的电影工业流水线。
“拍大片的趋势会继续恶化。人人都想发横财。只有等观众上当受骗受够了，不再去看大片了，那大片的制作在中国才会终止。”这是周传基10年前的预言。
2014年，他发起举办了候车时周传基一分钟国际电影大赛。在给大赛录制的宣传影片里，他说：“聪明人拍低成本影片，智慧的人拍无成本影片，笨蛋才拍大片。”
其实周传基早早就开始在课上讲好莱坞，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都在讲法国的新浪潮，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只有周传基在讲从一战之后开始飞速发展的好莱坞电影工业，讲流水线是怎样炼成的。导演尹力是他的学生，曾说他是个“孤独的人”。
他给学生们看《公民凯恩》《卡萨布兰卡》这些黑白电影时代的好莱坞经典，看70年代的好莱坞历史大片《巴顿将军》。他说要让学生知道电影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要靠这个知识发财的”。
薛燕平挺无奈的，他试图劝服老爷子，当老师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在电影课堂上放一部大家都看过的新片做例子，与放一部50年前的黑白老电影，学生的热情绝对不一样。但他很快就发现，想要劝服周传基，是不大可能的。
虽然像骑士一样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学术边界，但周传基并不是电影专业出身。1950年，周传基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在提前拍好的那部追悼会短片里，他对着镜头背诵莎士比亚。
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电影界工作”，在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影艺术译丛》杂志担任翻译编辑，后来，又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资料员。文革结束后，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担任资料员。1981年起，他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
他跟着电影的主创人员观摩，从基本功开始学起，“从摄影机里看什么是广角，什么是望远镜头”。观摩电影时，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分析学习，甚至要弄明白，不同亮度的镜头都是用什么滤色片来拍的。
“我没有弄懂的东西，是不敢反对的。我研究好莱坞有30多年，所以我批判好莱坞很有把握。我从不敢做不懂装懂的事情。”他在文章里写。
他担任过电视飞天奖评委，获得过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金烛”奖，以及上海影评人奖首届“电影理论与评论贡献奖”。周传基用了十几年，从一个“电影白丁”开始自修。他一部电影都没有拍过，但他的学生中，不乏第五代导演中的扛鼎人物。
他教给学生的，都是那些“基础内容”，就像“小学语文”一样的基本功。“现在许多中国电影导演，连视听语言基本功都不具备。”他对学生说，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造坦克的，我先来教你们怎么打铁。
期末考试，他出的题目是批判电影综合论，得分最高的学生拿到了99分。他说：“你还费尽心血地写满了一张纸来证明综合论的错误。如果你就交张白卷，上面写着‘电影综合论就是狗屁’！我给你100分。”
他专门叮嘱：“你们考试写论文，可以写任何观点，就是不能有我的观点，因为我的观点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吗？”
横冲直撞到处骂人的他，追随者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在他的论坛里骂中国电影，骂好莱坞，骂所有异见者，甚至骂“不是周传基的学生所拍的任何作品”。他的两位学生拿着他讲过的观点争论，各执一词，打电话让他评理，他有点无奈，“学生们片面理解了我的意思”。
有时候他也会惆怅，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一无所有”，想干的事“全都是失败的”。他在最好的年华被打成右派将近20年，68岁才评上教授，他的观点总被同行抨击为一家之言，连他的论坛都屡屡被黑客光顾。他说，原本想用自己所寻找到的最好方法，教育电影的下一代，可是处处碰壁。
但他又说：“我是一个不倒翁。接着干，再来。”
年轻学生的一些坏习惯让他着急。“无知，不会思考，很多事实都摆在眼前，可他们就是没有思考能力！”在提前拍好的追悼会短片里，他用词犀利一如既往，说到激动处，双手摊开举得高高的，用力摆动，“这些话我只有死了才敢说，活着的时候不敢。”
他讲课口若悬河，可以一个人连续讲六七个小时。一整条香烟和冰镇的大桶可口可乐就摆在讲桌上，讲课的时候，他不停地喝可乐，抽着没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一堂课下来，讲台上满地都是烟头。到后来，班里的男生也都开始学着周传基的样子，改抽起了9元一条的大前门，直到这种香烟停产。
他在课堂上自嘲自己是个“老棺材瓤子”，又说，希望“死在讲台上”。在助理王靓的印象中，周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醒着的时间不是上课，就是做研究。他去美国之后，国内论坛和电影训练营的工作交给王靓负责，两人隔着将近12小时的时差，在电脑上各忙各的，“有事儿就喊一声”。
2017年3月27日，他在网上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剪辑课。课堂上有17个学生，偶尔有人开小差看手机，周传基不高兴了，喝道：“不想听课的给我出去！”王靓形容他，“声音还是很洪亮”。
去世的前一天夜里，周传基发给助手最后一条语音信息，嘱咐明天把学生召集起来上课，要给大家讲讲“电影中的形象问题”。
但疾病使他永远阖上双目，堂吉诃德被迫终止了向风车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