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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一天，在一本美国退役海军军官书写的回忆录里，作家张翎偶然发现了浙江南部一个叫玉壶的地方。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温州人，她震惊了，自己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与那场惨烈的战争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玉壶是抗战期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的所在地。
据温州当地媒体报道，从1944年8月到抗战胜利的一年时间里，“玉壶班”共培训了4期学员，为抗日战场培养了3000名优秀士兵。在发现玉壶的第二年，一个阳光很好的初春早晨，常年旅居加拿大的张翎踏上了寻找玉壶的旅途。
70多年的时光足以抹平许多痕迹，但在玉壶附近，张翎居然找到了3位健在的、曾在“玉壶班”接受培训的老兵，张翎跟着他们一起来到训练营旧址（现在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嘉庆年间建造的、当年在这一方首屈一指的深宅大院，如今已是颓败不堪。
虽然都住得不远，但3位老兵也是第一次重回故地。跨过门槛，来到院中，他们互相说着，“这个地方是当年听长官训导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集合吃饭、打通铺的地方”……片刻沉默后，一个老人突然问：“当年常常来我们院子里的小姑娘阿红呢？”
“阿红”是谁？是他们的洗衣女、干杂活的帮手，还是买菜送货的邻家女？她的到来，给这群因承担秘密使命而几乎与世隔绝的年轻男人们，带来过什么样的光亮和色彩？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她还健在吗？
那一刻，“阿燕”这个人物就在张翎心里诞生了。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张翎新作《劳燕》，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劳燕》是一部虚构作品，讲述了一个有些“诡异”的故事——通过3个亡灵不同的视角回忆，还原了抗战期间一段发生在浙南乡村的隐秘往事。小说一开始就抛出了故事中所有人物已然死去的事实，他们聚于一个叫“月湖”的地方，兑现当年“生前别离，死后相聚”的约定。
3个亡灵分别是中国学员刘兆虎、牧师比利、美国军官伊恩，他们共同追忆的，除了那场战争，还有一个叫“阿燕”的女孩。3个亡灵都是女孩的爱慕者，因为各自与女孩不同的相处经历，女孩拥有了“阿燕”“斯塔拉（Stella，星星）”和“温德（Wind，风）”3个不同的名字。
在小说开始，采茶季，那是江南最美的季节，一派春和景明。但日军的一颗炸弹呼啸而至，在美丽的茶园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而破坏才刚刚开始。战争不仅吞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吸进一个骇人的黑洞中。
阿燕，这个被战争摧残得最为严重的女人，渐渐在严酷环境中站立起来，习医治病，陪伴牧师比利，宽容有名无实的“未婚夫”刘兆虎的丢弃，一个人照顾与伊恩的孩子……张翎说，自己最终要做的，是把一切伤害，通过人的复原踩在脚下。
张翎说：“关于抗战，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我想关注的是史书和纪念碑上没有记载过的名字。在《劳燕》中，与其说我想探讨战争本身，其实我更想探讨的是灾难带给人性的裂变与创伤。”
很多人知道张翎，是因为她的作品《余震》曾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养”写作，张翎在北美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她在年轻的时候，见过经历了一战的老兵；后来，来诊所治疗的退伍兵年纪愈来愈小，参加过二战、越战，上过阿富汗战场、中东战场。
“这群人的经历，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给我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让我对疼痛、创伤、救赎、治愈这些话题有了全新的思考。”张翎说，从《余震》到《金山》，从《阵痛》到《劳燕》，题材不同，但从疼痛与治愈、创伤与救赎的角度来讲，都是相通的。
在《劳燕》的新书发布会上，军旅作家王树增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战争文学仍然非常欠缺，“这有负于我们这个民族所承担的苦难”。“就抗日战争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付出生命代价的有两千多万人，伤残更不计其数，这种苦难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王树增说，“我在写《抗日战争》的时候，许多原始档案所记录的战争苦难，我不忍心写到著作中去，它让我的精神无法承受。”
《劳燕》一书，穿插着地方志、书信、日记、新闻报道、戏曲等多种文体，甚至还有两只狗的对话。张翎追求真实感，对战争的残酷性毫不躲避。小说对阿燕母女被日军欺凌的场景描写，将镜头推到了近景乃至特写，读之有种生理上的疼痛与愤恨。
读完《劳燕》，王树增说：“人的肉体都非常脆弱，战争很轻易就造成了创伤，但最大的勇气是抚平自己的创伤，来重建人性的光辉。写战争绝对不是歌颂战争，真正有良心的写战争题材的作家，关键点永远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吁这个世界永葆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