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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最后一块肿瘤了，亨利·马什松了口气。已是午夜，这位英国神经外科医生不时停下来，去休息室里吃点东西，再抽上一支烟。为了打破沉闷，手术室里播放着他精心挑选的音乐，有巴赫的进行曲，还有提神的非洲旋律。手术快结束时，摇滚乐或蓝调音乐将响起，节奏轻松明快，宣布大战告捷。
台上躺着一位60多岁的男教师。一颗罕见的巨大肿瘤侵占了他的大脑，不断挤压着脑干和五六条重要的神经。如果能完整切除肿瘤，成为顾问医生才4年的马什，很可能跻身外科专家之列。他拿起泛着金属光泽的手术刀，小心对准了最后一块肿瘤。
瞬间，大头针粗细的基底动脉破了，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这位教师成了植物人。马什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这个曾经思维敏捷的男人，面无表情地躺在一家疗养院里，穿着灰色条纹病服，身子像虾米一样蜷缩着。
“我当时真的应该停下来。”20多年后，马什在回忆录《医生的抉择》中懊恼地写道。早已成为知名神经外科医生的他，对那次失误始终无法忘怀。越是接近职业终点，忏悔和反思越是啃噬着他。他引用一位法国医生的话说：“每个医生心中都有一块墓地。”
年轻时，马什自视甚高。对他来说，看似神秘莫测的生命，不过是身体内的电化学震颤。脑科手术仿佛血腥的狩猎，无比危险却又精致优雅。马什享受这个过程——钻开病人的头颅，穿越苍白柔软的白质，然后干掉讨厌的肿瘤。他渴望像一名船长那样，确保甲板上井井有条，接着在航行中掌控一切。
但风暴总是猝不及防。术中静脉突然破裂，暗紫色的血快速淹没伤口，在几毫米的操作空间里，他会像“迷失在云层中的飞行员”，只能凭感觉驾驶。还有些时候，他自以为手术很成功，病人却再也没有醒来，或者醒来后，发现一侧身体完全瘫痪，右臂毫无生气地耷拉在病床上。
马什至今难以描述那种挫败感。当他去看望受伤的病人时，推门那一瞬间仿佛门灌了铅。因事故被起诉时，他感觉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他逐渐明白，不管多么优秀的外科医生，“一生中总会经历几次绝望”。
除了医生的双手，似乎还有一只无法掌控的上帝之手，主宰着病人的命运。在一场场结果难卜的手术中，医生不仅要经受严苛的技术考验，还要冷静地同“魔鬼”掷骰子。任何一丁点判断失误、操作偏差，或是单纯的运气太差，都可能让病人坠入地狱。
在美国医生保罗·卡拉尼什看来，医生真正的形象，是“在鲜血和沮丧中极富英雄主义精神的责任感”。他们是“拿着止血钳的掘墓人”，在死亡的荆棘丛中拼尽全力，为病人杀出一条血路。但大部分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无力感和彻头彻尾的失败。
医生必须学着同自己和解，同死亡和解。一切生物终有一死。无论是金鱼、满脸褶子的老人还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4年前的某一天，卡拉尼什浏览着一张阴影遍布的肺部CT片，这无疑是癌症，作为住院医生，他早已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只不过，这次的患者是他自己。在遗作《当呼吸化为空气》中，他平静地写道，医生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和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马什逐渐习惯，在手术室里，生与死的交替再平常不过。同一天，他为即将生产的孕妇开颅，为另一个病人切了恶性脑瘤。一边的家属抱着新生儿笑着向他致谢，另一边的家属守着瞳孔扩散的亲人在他面前抱头痛哭。
人们把医生看作罪人还是英雄？有时，不过是一例手术的差别。3岁的儿子患上脑瘤时，还只是一位实习医生的马什，尚不理解这种偶然性。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是儿子出现不测，他一定会把做手术的医院告上法庭。好在，儿子的手术相当成功。几年后，马什变成了这家医院的医生，他亲眼目睹另一个孩子，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同一张手术台上。主刀医生，还是当年那个大夫。
马什不再认为死亡是“可选择的”。对大脑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清楚地意识到，对于皮肉包裹下的化学反应，对于生命的脆弱，他理解的不过是皮毛而已。
许多病人痊愈后，给马什送来礼物，寄来贺卡，称他是“大英雄”，甚至叫他“上帝”。但马什清楚地知道，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幸运。在那些艰险无比的手术中，天堂和地狱曾“近在咫尺”。他心中有一块永久的保留地，安放着那些从未苏醒的患者。
郭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