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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一个快递,一分钟,一句话,一顿打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9月20日   09 版)

    被打伤的快递员李玉贺在病房中进行康复训练。交界/摄(腾讯新闻)

    收件人的第一脚,踢在了快递员李玉贺的肚子上。

    李玉贺站不稳当,从四楼的台阶,向着三楼半平台处跌了下去。他伸手拽住了右边的楼梯扶手,后腰不知在哪里撞了一下,撞得生疼。

    没等他扶稳,收件人追了过来,站在高处的台阶上接连两脚,踢中了李玉贺左侧肩颈部,离后脑勺很近的位置。

    最后一脚踢在李玉贺的胸口,把他彻底踢蒙了。他开始胡乱挥拳,“不知道打中了对方哪里”。

    “不要打了,快递给你,我要走!”李玉贺觉得晕,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你刚才说话不是挺横么,咱们去楼下再去打。”对方过来拽他的胳膊。

    “我非常难受,你别动我。” 李玉贺一边挣扎一边喊。他报了警。

    两人最终都被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派出所。坐在派出所里,李玉贺觉得四肢乏力,浑身“使不上劲儿”。他开始抽搐。

    警察将他送到了民航总医院,第二天,又转诊到北京市朝阳急诊抢救中心。第一次查体时,他的体温36.5摄氏度,每分钟呼吸20次、脉搏75次,肌力为0级。

    0级就是肌肉瘫痪,无法收缩。他进了重症监护病房,颈部以下只剩肩部三角肌能动。

    快递员夹着包裹向四楼走。爬到三楼半的时候,他看到收件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问他:“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我凭什么等你?”

    李玉贺今年21岁,老家是山东菏泽。两个月前,他来到北京,应聘到申通快递公司,成了一名快递员。

    每天早上8点是厂区最热闹的时候。在通州的快递包裹分拣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搭乘着大车排着队赶来。空旷的厂房迅速被这些包裹填满,按照不同的区域分别放置,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快递员在这些包裹山中间穿行。

    用申通快递北京一个分支的负责人王林的话说,北京的各个分公司,“生存是很艰难的”。在北京市区租个门店,一年的房租就要二三十万元,几乎是其他省份同样大小门店的10倍价格。每个片区一般有六七十名员工,最少也要三四十名。

    李玉贺通常在8点半到达分拣中心,他所属的十里堡片区在东五环附近。每一天,由他负责的包裹有150个左右。

    “小李业务不错。”十里堡片区的负责人杨铭说,“他刚来两个月,就已经有自己的固定客户了,在公司里人缘也挺好的。”

    这个年轻人此前在农村种大蒜。经过老乡的介绍,成为“快递小哥”的一员。他和其他“小哥”一样,睡着宿舍里上下铺的钢架床,开着载满包裹的电动车,在北京这座巨大的都市中穿行。他成为电子商务网络上不起眼却又不可或缺的一个点,连接着卖家与买家。他们掌握用户隐私,登门入户。等待包裹上门的人,对他们感觉微妙。

    兴隆家园是李玉贺负责的小区。9月9日下午3点左右,李玉贺带着包裹,来到了小区一栋居民楼楼下,按响了门铃。

    兴隆家园小区紧挨着京通快速路,到了周末,这条路上时常堵成两道车河。李玉贺要去的这座居民楼,是座老式的建筑,没有电梯,六层高,单元门口的铁门紧锁着。楼道有些狭窄,电表箱上用记号笔杂七杂八地写着小广告。

    包裹里装着一双童鞋。不到48个小时之前,这双鞋从河南出发,装袋扫描,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9月9日早上6点14分左右,它抵达了申通公司十里堡分公司,8点半,它到了李玉贺手里。按照快递公司的规定,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李玉贺必须在这一天,把包裹送到客户手里。

    门铃响了又响,无人应答。

    李玉贺事后回忆,当时他给收件人打了电话。对方说,30分钟后回来,让他到时候再送。李玉贺决定,一边等这人的电话,一边先给其他人送包裹。大约40分钟,他接到了那位客户的电话。

    “我就在附近,你在楼下等我1分钟。”他急忙在电话里说,带着包裹赶了回去。据李玉贺描述,他很快赶回刚才那座楼楼下,但是客户并没有在楼下等着他。他再次按响门铃,在楼门对讲机里忍不住抱怨起来:“你怎么就不能等我1分钟?”

    楼道的铁门开了,快递员夹着包裹向四楼走。爬到三楼半的时候,他看到收件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对方问:“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我凭什么等你?”

    真正的冲突,是在李玉贺要求对方出示证件之后。他提出要看证件才能签收,但对方拒绝了。

    杨铭经理解释,根据快递公司最新的规定,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包裹交给客户”。

    李玉贺抱着包裹就要走,对方追过来,一拳打在了他的下巴上。

    “要求我们提供美国式的服务,但是快递费是越南式的”

    躺在病房里的李玉贺,鼻子里插着管子,颈部垫着两块毛巾。回忆那个周六的下午时,他的嘴唇上,仍然留着那一拳打出来的伤口。

    在上海打工的父亲老李坐火车赶到了北京。父子俩在重症监护室里见了面,每天只有5分钟的说话时间。

    “爸,我没事,我让人打了,我慢慢就会起来的。”父子俩一照面,李玉贺就安慰父亲。

    “没事,现在医学发达,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咱们反正慢慢养吧。”老李也安慰儿子,“不能走路了,就躺着。”

    朝阳急诊抢救中心骨三科给出的初步诊断结果是:“头颈部软组织损伤,疑似颈脊髓损伤,限于急诊抢救中心的检测条件,建议去上一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住院治疗之后,患者肌力从0级逐步恢复到了4级。”

    4级,比当初令父子俩害怕的“0级”有了很大好转。“现在感觉比刚开始进医院的时候好多了,但是脖子还是有点疼,后腰部位有点疼。”李玉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打人者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从9月10日至17日,在朝阳区拘留所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对方是安徽人,今年27岁,那个下午与21岁的山东人李玉贺“因琐事”发生口角,“后将对方打伤”。

    律师陪着老李去了几趟派出所,警察告诉他,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是否要批准逮捕。

    “打成这样,说实话真不值。”另一位快递员窦立国感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因为语气的原因,引发了这么一次冲突。”

    在申通公司王林女士的手机里,存着好几张快递员被打之后的受案回执,案件都是9月发生的。“快递员被打的事情真的很多。”她感慨。

    今年7月28日,湖南株洲中通快递快递员郭君良迟到5分钟,被收件人用太阳伞柄殴打又踹倒在地,送到医院时大小便失禁,四肢软组织挫伤。

    8月15日,湖北武汉申通快递员李师傅要求客户寄件时实名登记,被一拳打碎了眼镜,镜片刮伤了眼角。

    9月11日,山东潍坊申通快递员小张由于把包裹放进了快递柜,引起客户不满,被客户举着棍子追打,最终头部受伤,缝了十几针。

    “顶多被客户骂几句,投诉你,也就是这样了。”窦立国说,“一般都是因为,把快件丢了或者损坏了。现在国内快递员不好干啊,要求我们提供美国式的服务,但是快递费是越南式的。”据他了解,美国的快递员,周末是不送件的。

    王林把自己的日常工作比喻为“破案”。她遇见过一些收件人,明明包裹已经送到对方家里并由家人代收了,却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还有些包裹,完完整整送到了,没有破损,签收了,但收件人一口咬定,里面东西少了,让快递公司赔钱。

    “我还有好几个‘案子’没‘破’呢。”王女士飞快地说着,“警察执法都带着执法记录仪,我恨不得给我们的快递员身上都带上签收记录仪。”但她紧接着又说:“但这又有客户要说隐私问题了。”

    硬币的另一面是快递员被投诉甚至违法的行为。今年6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一位客户在微博上爆料,由于包裹丢失,她投诉了申通快递的一位快递员,被对方报复。快递员闯进她的家,用石块击打她的头脸部。这位客户最终起诉了快递公司和快递员,索赔72万余元。而引发这一切的那个丢失的包裹,价值188元。

    “投诉问题,是快递行业的痛点了。”王女士说,“这是服务态度的反射,直指这个行业的服务水平低下。另外,这与公司管理的简单粗暴也有关系。如果管理只是罚款,以罚代管,服务的质量就不会那么好,最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她说,公司一个月的罚款,“最疯狂”的时候,甚至上百万元。

    8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那起快递员入户打人案。接受采访时,申通快递公司负责与媒体沟通的代表表示,申通公司“会承担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

    不到半个月,李玉贺被打的事情发生了,同一位代表再次面对媒体,这一回,代表的是追责的一方。

    双方都气鼓鼓的。快递小哥报了警,客户同样拿起了手机,连着打出去三通电话,试图投诉

    面对着同事的手机镜头,李玉贺仔细回忆了一遍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他记得自己一共挨了两拳四脚。

    狭窄的楼道里,快递小哥和客户对峙着。李玉贺身高177厘米,身材瘦削,而对方比他壮。

    双方都气鼓鼓的。快递小哥坐在台阶上,拿起手机报了警,客户同样拿起了手机,连着打出去三通电话,试图投诉,但三个号码都是错误的。

    根据李玉贺所述,客户最终放下了手机,过来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朝着自己家门口拖。李玉贺开始挣扎,两手挥舞,冲突进一步升了级。

    事发后收件人被拘留,期满后,记者实地拜访及打电话均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李玉贺对冲突过程的描述,暂时未得到收件人的回应。

    老李说,如果能见到打人者,他最想问的一句话是:“为什么下那么狠的手?不就是一个快递晚了几分钟吗?”李玉贺是长子,他的弟弟还在上小学。

    李玉贺有个3岁的儿子,今年夏天又添了个女儿,现在才两个多月。“要想办法赚钱,家里添人口了。”他对父亲说。

    7月30日,李玉贺坐着火车离开老家,来到北京。他用微信通知了在上海打工的父亲。老李给他回了电话。

    “北京车多、人多,我说你注意点。咱老百姓碰着人家豪车,咱得赔人家钱,碰着人,咱得给人家看病。咱又没钱。”老李叮嘱他。

    父子俩很少通电话,两个月里,也只用微信视频聊了几次。有几回,天已经很晚了,老李下了班,估计儿子也该下班了,就发出了聊天请求。

    “还在派件儿呢。”镜头对面,儿子总是匆匆忙忙地说。

    老李也在北京干过快递,他记不清具体年份,只记得是“10来年前”。“同城速递,在东城邮局那儿干过。”那时候,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骑着车,从清河一直骑到鼓楼外大街东城邮局。从邮局一直到西郊机场,北三环的路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几所高校,“都是我的事”。他从早忙到晚,送完包裹,还要骑着自行车回到清河。一天算下来,能挣70多元。

    那时,网络购物的热潮刚刚兴起,包裹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老李忙起来依然会顾不上吃饭,常常随便在路边买个面饼垫一口。

    他只干了一个冬天,就离开了北京。去年,老家的大蒜卖得早了,只卖出三四万元,他又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上海赚钱。

    这位43岁的中年人过去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来到他当初送快递的城市,送起了快递。

    李玉贺的微信朋友圈里,最新的一条是8月22日发的:“晚上4点给我打电话,我是送快递的不是‘三陪’,脑子有病吧。”配着三个大哭的表情。

    如今他躺在病床上,一边进行康复训练,一边承认,如果再让他回到挨打的那一天,他肯定“不会那么冲动了”。

    公司为他垫付了医药费,帮他请了律师,打算向那位收件人索赔。

    他躺在医院的时候,属于他的第一笔快递员工资刚刚下发:4000多元,远远不够这次的医药费。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9月20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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