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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图片上看，苹果公司芝加哥旗舰店的外观称得上无与伦比。360度玻璃墙体科技感十足，屋顶是最新款苹果笔记本电脑的碳纤维造型。公司高管自豪地宣称，这家新店的定位是“城市广场”，不仅售卖商品，更提供公共生活空间。
高管发言在9月，万里无云，秋风和煦。人们徜徉在笔记本电脑样式的屋檐下，遮遮太阳，岁月静好。仅仅3个月后，一场大雪袭来，“城市广场”几天内变身“都市险境”，围上隔离带，行人不敢近前。
原来，它炫酷的屋顶平坦得没有任何角度。积雪满满，落不下来，最终在屋檐结成几十根半米多长的大冰凌子。这玩意儿要是从6米多高的位置扎下来，会成为穿入天灵盖的长矛，倒真能终结一个人后半生的公共生活。
我认识几位建筑师朋友，偶尔听其抱怨，要同时兼顾实用、美观、造价，还要被甲方各种奇怪的癖好捆住手脚。有天赋、运气好、又努力的从业者或许已是大师，可自由发挥的空间依旧有限——稍不留意，自然老大哥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依旧能毁了他们的初心。
北宋苏州虎丘塔、200年后的意大利比萨塔、20世纪初墨西哥国立美术馆艺术宫——三座名垂青史的建筑都在自然的指缝间越陷越深。前面两位，一半地基搭在厚实的泥地中，另一半架在柔软的沙土上，时间长了，一侧地基塌陷，建筑随之倾斜，成了举世闻名的“斜塔”。艺术宫则整个儿修在含水量最高达600%的超高压缩性淤泥上。相当于秤砣掉进一堆海绵。如今，艺术宫的大门已经比门前的公路矮上两米了。
如果说古代建筑师对自然认识有限，现当代建筑师的失误，差不多都是过度追求炫技和自我表达的结果。
上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四杰之一的大建筑师密斯为女客户范斯沃斯设计郊外别墅。立体简洁的白色钢构套起大面积玻璃幕墙，被河流余波和无垠绿茵掩映。住进去就会抓狂：绿地缺乏遮挡，玻璃结构令人毫无隐私可言。冬天超冷，因为靠近河流，夏天蚊虫不绝。有一年河水泛滥，整个别墅遭遇“湿身”。可怜的范斯沃斯一生未婚，住在这座受业界盛赞，却令她“厌恶至极”的房子里整整20年。
自然主义者总说，人造物的第一要义是尊重自然，其他价值不过是其基础上的附加值。设计了洛杉矶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的建筑师法兰克·盖瑞应当好好看看这句话。这座音乐厅的外墙由不规则的柔美不锈钢板构成，像跳动的音符，又似起舞的海浪。但建筑师未曾考虑光照，弯曲的抛光不锈钢板像镜子一样，孜孜不倦地吸收、反射日光，导致附近街区的温度激升，特定区域热至60℃，曾引起垃圾桶自燃。
英国伦敦的“对讲机大楼”在2013年初步建成后，高层扭曲弯折的玻璃幕墙反射阳光，汇聚的高温能熔化附近停泊车辆的漆面。闷骚的英国佬开始拿着煎锅和鸡蛋，来这座楼下煎蛋吃。拉斯维加斯一座豪华酒店的玻璃幕墙能引发顾客皮肤灼伤、电脑自燃，耿直的美国人把这座酒店称为“死亡射线”。
有时，建筑师的初衷倒不是“反叛自然”，只是纯粹疏忽大意。贝聿铭在上世纪70年代为波士顿设计汉考克大厦，因为没有考虑到温度变化和强风袭击，导致2000多块玻璃在短短两年间从高层坠落，不时给行人带来致命危险。
乐观者认为，人类在建筑史上对自然的每一次轻视，都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与教训。美国塔科马海湾大桥被大风扭曲折断前，从未有工程师修桥时考虑“空气动力学”，也从未有桥梁模型被送入风洞模拟试验。
20世纪非虚构写作者盖伊·特里斯在他的不朽名篇《大桥》里回忆，当时的大桥都会上下跳动，塔科马大桥只是“更加活跃”，反而使得驾车者更加喜爱它，昵称它为“奔跑的格蒂”。直到1940年11月7日，大桥的上下起伏高达3英尺，继而疯狂扭动，最终整个桥梁主跨落入海峡。在该篇章的最后，特里斯激动地写道，一位桥梁设计师的重要地位因此瓦解，“但工程知识的世界也被扩展了”。
特里斯没意识到的是，历史并非总是向前，有时它像蛮牛一样原地转圈。2006年1月，波兰卡托维兹市展览中心曾因屋顶太平，承担不住过重的积雪引发垮塌惨剧，造成200多人伤亡。12年过去了，芝加哥苹果专卖店的屋顶上依旧悬挂着大冰凌子，中国合肥的公交站牌被区区8厘米的积雪压垮，一个生命被夺走，20多人因此受伤。
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将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沉寂，只有建筑还在说话。石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的脉动。”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它们不仅会记录我们的成就，也记下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每一次冒犯，记住了我们的狂妄与愚蠢。贝聿铭感叹失败时的话倒是更接地气——医生可以掩埋掉错误，建筑师却不得不与他们的错误一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