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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园性骚扰和性侵事件频发。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的多名教授因受到对学生性骚扰或性侵的指控而退休或离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日出台新规，全面禁止教师和本科生之间发生性关系，双方自愿的也不可以。
这几乎是牺牲了一部分自由来保障权益。也难怪，校园性骚扰少有黑白分明的正邪交锋，常常是缠绵又痛楚的钝刀割肉。我们以为禽兽青面獠牙，实际上，他们和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区别。我们会被他们迷惑，甚至产生感情，被吞噬之前还以为那是一个温暖的吻。
我第一次遭遇性骚扰时21岁，并没有第一时间警觉起来。
暑期，我孤身去广州，一位我尊敬的长辈请我吃了餐饭接风。饭后，他坚持带我去白云山走走，一路掰扯着“与已婚男人交往是一种宝贵爱情经历”的鬼话。我从小习惯长辈的关爱，有时也被“拍拍头”，但那次，我一再避开他试图抚上我后背的手，感到非常不舒服。
南方夜里潮闷的地气蒸上来，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某个姑娘在银行实习，忍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拒绝直系领导频繁而毫无必要的“肢体接触”。“那是性骚扰。”我醒悟，找机会逃跑了。
我父母远在安徽，闻讯一夜未眠，搭第二天最早的飞机来广州看我，双眼通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但仍为此愧疚多年。
我已经不再将此事视为耻辱，但仍然遗憾而后怕：为什么那时的自己那么迟钝，毫无防备。
围绕性侵和性骚扰，长期以来存在着两套话语体系。公共讨论中有黑白分明的正义，人们谴责加害者，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在私人领域的交流中，在那些教室的角落里、寝室的日光灯下、校园的小径上，和它有关的话题总笼罩着暧昧不明的色彩。
女孩子小声传递着“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些伤痕换来的经历转了几遍手，成为我们对抗未知的唯一储备，也曾救过我。男孩子对此更沉默，却不代表受伤更少。
另一方面，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最终保研”故事。这类故事涉及某某遭到侵害后和学校达成的各种“共识”，聊它时，要搭配同情和鄙夷混合的轻佻口气。它们通常是编造的，却传达了真实存在的价值权衡：伤害已经发生，寻求补偿才是理智之举。
这层暧昧迷雾的背后，是深重的禁忌——“不要声张”。
“声张可能没用”，性骚扰被认为是最难在法律上定罪的侵害之一，在私密处发生，往往只有受害者的孤证，少有物质证据。受害者还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反遭无情拷问：是否和加害者师生情深，是否想破坏学校声誉，是否罹患某种精神疾病……
禁忌带来更加令人窒息的耻感。学校、旁观者……有时甚至包括受害者及家属，把性骚扰和性侵当作一件“丑事”，连帮腔的正义群众都难逃影响，总爱说“女孩子赔上自己的清誉”“一生都毁了”，将她们放在被玷污被损毁的难堪位置上。
事件沸沸扬扬时，一切处理都在暗处发生，最终拍出一张通知简要概述“结果”，等不及翻过这一页，宣告“校园重回洁净”。
问题是，如果我们连大大方方地讨论它都不可以，何谈确确实实地保护自己呢？
这是一个残酷的恶性循环。因为禁忌而受伤，因为受伤而更加沉默。禁忌甚至会被坏人利用，变为控制和侵害的工具。
那足以毁掉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信任。那本不该只是一件要赶紧解决的“丑事”，它是一声微弱的信号：我被困在这儿了，请救救我。
任何倾轧都与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有关，这个信号能告诉我们：在这个庞大的学术机构的这一处关系上，有问题出现了。
它需要的不是赶紧翻篇，而是尽量透明的细致调查、追责和处理。往事需要剖析：究竟是谁在哪一步越界，哪一处甚至连界限都不清楚。这样的剖析不能藏在隐秘的会议室里，而要曝在阳光之下，控辩双方都应该被允许提供尽量多的证人和证言，知情者或相关人群有权旁听和提出质疑。旧资料要公开，新对峙要记录。
这对于事件的双方都是有利的。被指性骚扰或性侵的老师也能有机会在公正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经历过年轻人站在舆论高点围攻老师的年代，那同样不代表正义。
事实上，追责的过程越是不透明，性骚扰受害者就越会被迫借助舆论来寻求正义，学校越急于缓解压力，处理结果可能越草率。有时一番闹腾后，故事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将带着污点生活下去，是非曲直仍无法明晰。更多受害人将永远沉默下去。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之恶，没有什么好避讳的。挣脱禁忌，出现问题的高校要在公众审视下不断修正每一阶段的应对步骤。这将为未来出现同样问题的高校提供更宝贵的经验。
在高校的权力结构中，加害者往往占据更高的位置，手握更多资源，这也是他们控制和侵害的资本。所以，当一所高校不再隐晦地将加害者藏在身后，而是敞开整个调查过程时，这表明它勇敢得直视了自己的错误，毫不惧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因为它相信自己可以对抗那些权力的勾连。
这才是一所高校真正清白的底气，是更值得维护的声誉和尊严。
尽管害人无数，禁忌其实是软弱的。它愚昧、残忍而经年不变。但人会长大，变勇敢，变强壮。我29岁了，读过更多的书，走过更长的路。我将一直等待机会，挡在当年白云山上那个恐惧而迷惘的21岁小姑娘前，给那个坏家伙一记迟到的耳光。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