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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9日，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爵士（Sir James Mirrlees）与世长辞。他是来中国次数最多的诺奖得主之一，平易近人，深受经济学界尊敬。对他最好的纪念，是将他的思想阐述清楚、发扬光大，并以其为指导来解决现实问题。最近国内纪念文章多有提到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划时代的关于最优个人所得税的文章，但这些解释都不是很准确。我最近做过一些最优个人所得税的探讨，研读过他的大作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 Studies (1971)（《最优所得税探讨》，《经济研究评论》，1971年），现将我的理解简述一番。
这篇文章有如下假定：模型是静态的，没有引入时间，没有考虑对储蓄征税；人们的喜好是一样的，家庭规模大小一样；人们是理性的，能提供劳动，最大化效益，其效益由收入和休闲量决定；政府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人效益函数的加总，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劳动市场完全竞争，个人不能影响市场工资；没有移民，没有征税成本；还有，政府掌握着个人的全部信息，知道他们的效益函数以及他们的选择，知道劳动技能概率分布函数。
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能够确定最优的边际所得税率，当然也能算出最优的平均税率。个人在给定税率下，选择劳动和休闲来使效益最大化，政府在个人优化的基础上，选择税率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优化时，并不需要用到每个人技能水平的信息，只用到技能分布函数。技能可以从零到无穷，没有界限。
莫里斯本想证明高收入者的税率应该很高，但未能如愿以偿。他的主要结论如下：最优的所得税函数是接近线性的，对低收入者要补助；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不是很有效，所以应该有其他税收来补充。这里要强调，莫里斯本人并没有证明，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一些论者在这点上误解了莫里斯，他就曾当面纠正过我。
后来的研究者们把莫里斯的模型改动，假定技能是有界的。这样就得出，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论。画个图，边际税率曲线就成了倒U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皮特·戴蒙德（AER，1998）对这样的税率曲线给出了直观解释。如果一个给定的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不为零，那么政府可以马上宣布，再增加的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这会马上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供更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政府税收不变，产品多了，社会福利增加；这样，原来的税率就不是最优的，也就是说，不为零的税率不是最优的。需要说明，边际税率为零，不等于平均税率为零，更不能错误地理解为富人不缴税。粗略一点说，最富的人和第二富的人缴一样多的税。
后来许多学者对莫里斯的理论通过变换假定进行扩展。有的变换效益函数，有的假定有移民，有的引入资本，等等。我和合作者（Li and Lin, Econ Lett, 2013）在莫里斯模型里，变换技能分布函数，发现最优边际税率可以是单调上升的，单调下降的，或有上有下不单调。但是有一点不动摇：如果假定技能有固定界限，那么最高收入的最优边际税率就是零，如果假定技能趋于无穷，那么最高收入的最优边际税率就不为零。 那么，莫里斯的技能趋于无穷的假定是否离现实太远呢？我想，技能无界应该比收入无界更容易让人接受吧。一次见面，第一句话他就说，你的文章引述我的观点不准确，他指的是“最高收入边际税率为零”的结论。
把莫里斯的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很有意义。我和合作者们（Li, Li, and Lin, Pacific Econ Review, 2015）曾试图利用莫里斯模型，为中国确定最优所得税率。我们用了戴蒙德（1998）用过的效益函数，根据实际数据，测算出中国收入分布函数，模拟结果发现，最优边际税率应该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率在减少，并且在高收入区间几乎不再增加，相当平缓。其政策含义是，补助低收入者，提高起征点，同时减少最高边际税率。这篇文章在香港税收论坛上展示时，莫里斯很感兴趣，他指出所得税是中国发明的。我查了一下，王莽当政时使用过所得税，它类似于美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自愿申报，政府抽查，偷税重罚。
最近，最优所得税的研究向动态方向发展，最优个人所得税还依赖于时间变量。在动态的世代交叠模型中，最优的个人所得税率，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收入，同时还取决于人的年龄。也就是说，一样收入的人，如果年龄不同，纳的税也应该不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总之，研究最优税率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大家知道，莫里斯的研究方法，也被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
莫里斯是公共财政方面的权威，也是我们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在中心组织的学术会议上，他作过一系列演讲，主题涉及市场与社会福利体系、公共财政与社会福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纳什均衡、税制改革探索展望等。他常对我说，要先好好做研究，然后再提政策建议。莫里斯做学问做人都是我们的楷模。
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非常敏感，容易产生争议。当前，我们更应该把莫里斯的最优税制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才容易确立最优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林双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