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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孝道是极受重视的核心观念之一。因孝而通善，因善而成美，孝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中有关于“孝道”的一讲，在分派选题时，我几乎是“争”来了这个题目。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传统文学中承载的孝道故事曾经一再让我动容，而今天我们在立德树人的大环境中，再来叙说孝的话题，当然就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了。
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便是《诗经》，《诗经》在奠定中国人文价值观方面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垂范意义，所以读诗不仅是锻炼艺术美感，还有着多方面的社会意义。孔子就非常重视读诗，他一再告诫其弟子及儿子要读诗，诗歌的作用宽泛一点说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兴观群怨”。或调和自我心境，或协调社会关系，诗歌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最佳中介。“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的人连话也说不好，更不用想说得精准、说得有力量了。
“兴观群怨”是从总体上来说诗歌的作用，如果具体一点来说，诗歌的社会作用无非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8个字，其他当然也还有一些边缘的作用如博物多识等。这“迩之事父”说的就是孝道，“远之事君”说的是爱国之道。若无孝道作为基础，别的“道”其实也无从说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孝之与否，是可以一票否决的铁门限。这就是传统中“百善孝为先”一语的底蕴所在。
立德树人，这个“德”字的内涵当然非常丰富，但如果居家当不得一个“孝”字，其他的“德”也很可能是脆弱的。不遑说古今官员，才能有高低，政绩有大小，但如果在孝字上出了问题，就往往是被罢免的理由之一了，即便是平民百姓，凡在孝道上有恶迹的人，街坊邻居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唐代李皋在温州任职时，听一位老妇人哭诉自己的两个儿子外出求功名，居然20多年没回家，以至于老母亲生活无以为继。李皋一打听，原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李钧，已经官至殿中侍御史，一个叫李锷，也任京兆府法曹。李皋这下愤怒了，一个对自己的母亲都忘了尽孝的人，怎么能在朝做官呢？他马上将此事上奏朝廷，皇上闻知此事，也为之震怒，不仅立即免除了两个人的官职，而且规定终身不予录用。现在我们明白“亲亲为大”的道理了，孝道可是天地之间的大事，不容有任何一点玷污的。
而以孝闻名的官员，也会备受历代的尊崇。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孟郊了。他年龄老大才考中进士，又等了几年，才封了个溧阳县尉的小官。但他一到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母亲迎到溧阳来，以便随时服侍左右。那首著名的《游子吟》也因此名垂千古，其实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并不高明，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千古传唱之句了，无疑是其中强调的回报父母的这一分深情厚谊感动了世世代代的人。
古代官员的升迁与贬谪比较频繁，尤其是被贬谪之所，往往是远离京城的荒寒之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官柳州刺史，但听说刘禹锡要转任播州刺史，柳宗元想起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播州又在那么遥远的西南边陲，文化落后，地理环境恶劣，他怎么可能带着母亲同去呢？如果他不带母亲同往，也就意味着这次上任播州，就是与他母亲的永别了。所以柳宗元就上书皇帝，要求把柳州刺史一职给刘禹锡，自己去担任播州刺史。毕竟柳州的地理位置要稍好一点。这个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刘禹锡最后还是由播州刺史而改任连州刺史了。柳宗元固然是为刘禹锡尽孝创造条件，其实也是内心里沸腾着孝道，才会有这样的动人行为。
中国文化中的孝道贯穿古今，虽然国家体制、社会形态有变化，各个时期的思想体系也随之会有改变，但孝道一直是一种“固若金汤”的存在，被历代所尊奉着。也许新的时代，孝道的内涵会有局部的变化，但作为本质意义上的敬奉父母和亲人，无疑会成为一种永恒的内涵被传承着、实践着和颂扬着。
孔子说一种经典人格的形成要经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个阶段。就孝道而言，“兴于诗”只是对孝道的学习与启蒙，是通过借鉴历史和艺术来唤起自己的孝顺之念；“成于乐”则是在充实了完备的价值观后才能达到的一种人格化境界，其中当然包涵着春风如面的孝顺之心；而介于其中的“立于礼”就是规范和检验一个人是否孝道的一种基本标准，是一个人能够从容而稳固地立于世间，为大家所接受所肯定的基本前提。
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孝道不应是外在的要求和附加的意义，而应是一种自觉的心理诉求和果断的行动能力。孝道不是一种可供遐想的未来，而是需要立即付诸实施的现在。“行孝当及时”，就是强调了孝道在时间上的及时性和行为上的实践性。简而言之，孝道是一种从身边、从现在实施的一种心理愿望和实践能力。
孝道大行的时代，才是一个充满着勃勃生气和动人魅力的时代。
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