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念念不忘的阿拉伯美食
很多以色列人养成了周六到阿拉伯人的市场买便宜东西的习惯。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告诉《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每周日向内阁汇报一周情报活动的绝密简报后,他都会从特拉维夫的总理办公室驾车奔向西岸城市伯利恒,在他钟爱的阿拉伯餐厅饱餐一顿烤羊肉和阿拉伯沙拉。
“这象征着一个无可否认的双民族社会,由以色列人与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融合而成。”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写道。
自从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一直不曾停止融合的努力。“当你从以色列1967年前的边界驶入西岸,不会有‘欢迎来西岸’的标志牌告诉你身在何处。”弗里德曼说,“道路和沿途的自然景色都没有变化,两片地区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1987年11月6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条新闻:穆罕默德·侯赛因想在他位于东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餐厅里出售犹太餐食,为此向当地宗教会议提出了申请。餐厅离以色列司法部和法院很近,侯赛因认为,这么做能吸引以色列食客光顾。
侯赛因的故事已经过去30多年,这片土地上似乎没发生多少变化,阿拉伯美食依然吸引着以色列人。不久前,在北美文化网站“VICE”上,美国作家贾斯汀·福纳尔分享了一个关于“绝赞冰激凌”的故事。
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福纳尔跟邻座的以色列女性进行了一番礼貌的谈话。
“你去以色列,准备住哪儿呢?”她问。
“我去约旦河西岸,要住在拉马拉。”福纳尔答道。拉马拉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城市,被视为以色列人的禁区,他担心这番话令对方不高兴。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女士的眼睛亮了起来。
“哦,天呐,你真幸运。”她说,“到了那里,你一定得去鲁卡布(Rukab)冰激凌店。我小时候去过,那家的冰激凌口感赞爆了,像刚融化的奶酪一样……想起这事儿叫我很难过,我可能再也没机会吃到那种冰激凌了。”
根据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划分成了A区、B区和C区,它们得到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共同承认和尊重。像拉马拉这样的城市属于A区,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供行政管理和安保,虽然以色列国防军经常来这些地区进行突击检查、逮捕“可疑分子”,但以色列平民不得入内;B区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联合控制,理论上不应包括犹太定居点;C区完全处于以色列治下,包括军事前哨和定居点。
包括拉马拉在内的A区城市设有官方的警告标志:以色列公民禁止入内,私自闯入属于违法行为。警告也适用于那些单纯想吃冰激凌的人。
一旦店里冷清下来,“就意味着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拉马拉位于耶路撒冷以北10公里处,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非官方城市中心是灯塔广场,伫立着5头石狮子的广场是重要的地标,也是当地人抗议以色列政府时的集结点。熙熙攘攘的街道自广场周围延伸出去,每当夜幕降临,居民和游客们就会挤满餐厅、夜总会、烧烤铺和酒吧。从广场向东走过3个街区,鲁卡布大街上坐落着拉马拉市鼎鼎大名的甜品圣地——鲁卡布冰激凌店。
这家店的招牌产品是“鲁卡布牌Dondurma”,用乳香制成的土耳其式冰激凌。乳香是从黄连木上提取的树脂,在美国被称为阿拉伯树胶,正是这种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故乡希俄斯岛手工采集、不远万里运来的树脂,赋予了鲁卡布冰激凌标志性的弹性和独特的风味。
走进店门,你会看到柜员小哥挥舞着五颜六色的冰激凌,像是在拉太妃糖。当地人最青睐香蕉味、草莓味和开心果味。虽然所有口味都含有乳香树脂,但福纳尔最喜欢乳香口味,也就是这家店的原味冰激凌。
鲁卡布冰激凌店用料简单而纯粹,只有牛奶、糖和乳香,口感丰盈,冰凉的奶油味充满口腔,如同蓬松的黎巴嫩雪松。福纳尔说,从圆筒上方舔一口Dondurma,那感觉就像在与手里的冰激凌翩翩共舞。已被含进嘴里的那缕冰激凌拉丝韧性十足,仿佛要将你拉回甜筒一样,你得赶快用牙把它咬断才行。
店主之一吉米·鲁卡布一边教福纳尔享用冰激凌的礼仪,一边有声有色地讲起了围绕着这家店的家族故事。“我的祖父在1941年开了这家店,在那之前,他已经用推车在街上卖了很久的冰激凌。他的父亲意外过世时,他只有15岁,全家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有个古老的土耳其冰激凌秘方,她每天都做一桶乳香树脂冰激凌,然后我的祖父走街串巷地卖。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小店坐落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角落,挂着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如果观察得够细,人们能在店面发现最近几次街头冲突留下的伤痕。吉米指出了30处斑点,它们都是橡胶子弹和真枪实弹留下的。
“一天晚上,以色列军队来到拉马拉,查抄了一家给学校供应化学课实验试剂的书店。巴勒斯坦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军队用橡皮子弹和实弹回击,4个人中了弹。我来开工时,发现人行道上有几大滩血迹。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这就是拉马拉的日常循环。”
中学毕业后,吉米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念了商科。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但最终选择回到拉马拉经营家族企业,加入他口中的“乐观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企业家”。巴以冲突令这座城市一直处于危机边缘,吉米觉得,他的店铺就像一张酸碱试纸,通过销售额就能衡量城市的紧张程度。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美国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我们这儿陷入了极度的不安。更糟的是,他们竟然选在纳克比日(即5月15日,巴勒斯坦称这一天为“灾难日”,以此纪念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迁馆。消息传出后,示威者到街上放火,跟以色列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我们不少人担心会爆发全面起义。”
“每当发生这种事,店里的冰激凌就会卖得很慢,因为巴勒斯坦人开始囤积现金。当你担心要开战时,你最不可能做的事就是浪费钱。吃冰激凌是因为想吃,而不是因为你必须吃。平时我们店里总是很热闹,一旦它冷清下来,通常就意味着不好的事要发生了。”吉米说。
两个国家的“相爱相杀”
鲁卡布街的拐角处是一家受欢迎的烧烤店,每天营业至深夜,向食客免费无限量供应自家腌的大约15种咸菜。在街上闲逛的每个人都显得很开心,他们友好地向福纳尔打招呼。吉米让这位美国人放宽心,他说巴勒斯坦人足够聪明,知道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所以不会轻易迁怒于他。
有传闻说,许多以色列人为一饱口福,不惜违规潜入拉马拉。福纳尔好奇,他们真会那样做吗?
“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一群以色列人拿着加拿大护照偷偷溜进拉马拉,来吃我的冰激凌。”吉米向他坦言,“他们努力想跟我们打成一片,但我能凭口音听出来。”
曾几何时,以色列人在西岸和加沙畅行无阻,需要偷偷溜进来的是巴勒斯坦人。后者并非意在美食,而是为了糊口。一切民生均需仰人鼻息,巴勒斯坦人只能按以色列的规则行事,同时不断谴责以色列占领这些土地。
每天早晨,巴勒斯坦人喝以色列生产的牛奶和咖啡,穿上以色列制造的牛仔裤,把以色列发放的身份证掖进裤子后袋,跳上以色列老板的车,去某座以色列城镇干一天活,说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他们在耶路撒冷老城制作犹太教食品,售卖犹太人的室内便帽、分支烛台,以及印有“我爱以色列”的T恤衫。
1987年,西岸和加沙约有800名巴勒斯坦人从他们不承认的犹太国家领取养老金。那时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与巴勒斯坦人一起过了20年日子,对方也该接受现实,跟他们扯张“结婚证”了。
然而,他们错了,巴勒斯坦人想要的是“离婚”。1987年,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爆发。以色列人选择退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1996年诞生,并站稳了脚跟。
从巴以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回到店里,吉米给了福纳尔一个新口味的圆筒冰激凌。天快亮了,仍然有几个人站在附近边吃冰激凌边大谈政治。吉米为这片土地的动荡不安而叹息。
“在店里,我能听到城里风传的所有阴谋论。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其实是朋友,他们在下一盘最终通向和平的大棋。他们缓慢地推进,以便让每个人都能适应变化。也许以色列的首都将是西耶路撒冷,而巴勒斯坦的首都将是东耶路撒冷。”
“无论计划是什么,我都希望这事儿能成。”吉米说。
(摘自《青年参考》报2019年1月10日16版)
作者 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