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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各地都把产业发展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产业招商上。一个大项目的落地往往能给地方带来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产值，很多地方认为，只要龙头企业进来了，配套产业和人才就来了，当地就会形成较好的产业集聚，产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增长，这一“招商1.0”思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地方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城市如西安、南京、天津等在近几年陆续出台“招才”政策，本科毕业即可轻松落户。虽然不少人诟病这一政策有推动大学毕业生成为城市房地产“接盘侠”的嫌疑，但无论如何，不少地方确实开始重视人才对地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然而，现实中“户到身不到”或“户到心不到”却成为常态，很多大学毕业生将户口迁移到相关城市，但仍然在外地工作。大量在一线城市就业的青年利用人才项目落户周边城市，实际上自己仍然在一线城市就业和居住，仅是纯粹的“户口挂名”。
“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在校大学生数量不足10万人，仅是广州、武汉的十分之一，高等教育资源与人才较为缺乏，但深圳却凭借自身打造的包容、公平与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创业就业环境，不仅“招”来一批人，还“留”下一批人。杭州等地办事“最多跑一次”的理念，都是地方爱才、护才和留才最暖心的实践。
如果说“招才”“留才”仍是外在的、被动的人才思维，那么“聚才”则是依托地方自身发展形成的吸引力。人才形成“自动集聚”，是一种内在的、主动的人才流动现象。
一位开发区工作者曾经讲述过自己身边的一个案例：侄女刚大学毕业，在新城一家企业工作，月薪大约6000元，还提供宿舍，但由于新城人气不足，是典型的“职住分离”型片区，侄女在当地工作半年左右，以业余生活枯燥为由向单位提出辞职，目前在老城区一家企业工作，月薪仅为4000元，侄女却非常满意。用她的话说：“在新城，孤独感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新时代的留守儿童，而在老城，我拥有一帮朋友，下班吃吃饭、唱唱歌，周末约了逛逛街，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的确如此，新生代青年已经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有了新的变化。我甚至听到一位“千人专家”愿意落户项目的条件是允许其子女去国际学校就读。大量青年在工作之余，对足球、瑜伽等运动健身场馆，读书、展览等文化交流场所的需求也日渐旺盛。在新的时期，人才需求呈现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势。“产城融合”成为聚才的重要基础，而产城融合也并非是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的深度融合，是产业生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与耦合发展。
发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人才是第一资源，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其中，“聚才”是基本，“兴才”是关键。一些地方把“院士”等“戴帽人才”数量当成自己的人才工作业绩，忽视人才对产业创新发展发挥的实质性作用；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助推大学项目产业化的“大学科技园”因孵化不力而日渐凋敝；一些学者制造产业化“假象”，骗取国家巨额科研经费……实际上，真正的产业创新往往来源于企业，企业是产业创新“集结号”的吹响者，人才要想在产业创新中发挥巨大价值，应当是听到“集结号”后的自发行为，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坚持创新的定力，需要地方政府培育创新的悉心和耐心，需要金融及知识产权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有效催化，更需要社会大众对创新的热情关注。
在创新主体上，要推动创新人才的有效落位；在创新过程中，要形成对创新人才包容、鼓励的创新氛围，崇尚创新的社会精神。围绕创新人才，要构建“市场牵引、企业牵头、政府服务、社会支撑”的创新生态，不断激发地方产业发展活力。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李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