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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四都区红都村的下赖河已经恢复平静很多年了。在过去的春季汛期，村民会将头年木头扎成木排，漂放至潮汕地区售卖。作为汀江的一条支流，在中央苏区时期，这条河的码头迎来送往了不少小船。当地村民介绍，到了最紧急的时候，都是跟敌人“抢时间”，只能人工挑。
“抢时间”成为八九十年前长汀县最紧急的事情之一。很多物资需要赶在被敌人发现前运回：食盐、药品、煤油、布匹……1931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加紧进行经济封锁，先后颁布了包括上述物品在内的十余种封锁禁令。
“当时很多东西都被禁运，盐巴居然卖到1银元八钱（按旧制1钱约为3克）”，红军后代傅剑平说，同样的盐巴，到解放以后，售价为每公斤4分。
如何突破封锁？长汀的水运给了红军方向。“当时靠汀江的航运，很多物资得以运输，和广东的贸易往来也壮大了长汀的经济实力。”长汀县前党史办主任黄启元说。为了发展航运，当时的苏维埃政府还在汀城、水口成立了修船和造船厂。
实际上，长汀的航运便利自古有之。绕城南流的汀江，经上杭、永定、大埔，至韩江，在汕头注入南海。历史上的汀州不仅是管辖长汀、宁化、上杭、武平、连城、清流、归化、永定8县的汀州府，也是水上交通枢纽、闽粤赣三省边界的物资集散地、商业贸易中心。
在中央苏区时期，这座自红四军创建以来解放的最大城市，也依旧发挥着闽西、赣南各县物资集散地的中枢作用，在白区的包围下拼抢物资，跃升为“红色小上海”。
傅剑平叔公傅连暲有位医学生叫蓸国煌，就曾是一名昼宿夜行的特殊商人，他要抢时间争夺药品。龙岩地区医药采购供应站曾提供过一段文字，介绍当时的药品供应状况：“原来的药品仅靠从敌人手中缴获，靠一些小商、小贩偷运，数量和品种都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红军和中央根据地人民的需要，连绷带、纱布、药棉这些极普通又必不可少的敷料也都供不应求。”
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下，蓸国煌出发了。据史料记载，他乔装打扮成商人，经红色交通线前往上海，购置了一大批急需药物，分装为20箱，雇请10多个挑夫。一路行船走路，昼宿夜行，最终通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岗哨关卡，接连两次把大批药品送到汀州。
伪装、潜伏、打通白区商人关系，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逐渐被打开。粮食、土纸、大豆及杉木、竹、烟叶等苏区的土特产大量出口，与白区的食盐、布匹、洋油、棉花等进行交换。
和商业与贸易同步发展的，是苏区内部的手工业与工业。为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长汀先后组织了造船、农具铁器、织袜、铸锅、皮枕、雨伞、油纸、烟丝、染布等50多个生产合作社，社员达5000余人。在此基础上，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公营工业也在汀州创办，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印刷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等长汀国家工厂的数量占到了当时中央苏区的一半。
在红军首次入闽纪念馆中，仍能看到当时四都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尖头为步枪子弹，圆头为机关枪子弹”，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这家工厂拥有一台旧式车床，一台制子弹壳的机器，两位从沈阳聘请过来的军工专家。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仍有140余名工人制造子弹、三刃刺刀、毛瑟枪、马尾手榴弹等。
更多的贸易在当时的长汀出现。在红四军首次入闽后，一份《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宣布了“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这样的政策条件下，一些普通商人不仅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另开了新店。当地私营粮食商人黄丽川经营的“振兴隆”米行，资本达5万元以上。
资料显示，1933年冬，长汀共有367家私营商铺。一年后的1934年9月30日，长汀中复村观寿公祠前的草坪上传来红九军团即将战略转移的消息，各家企业也开始了最后的转移。长汀县博物馆里，一张日期为当年11月10日的银行记账表，展现了当时闽西工农银行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情景。这家土地革命时期成立最早、制度最完善、信用度最好的股份制银行在炮火中做到了“银行在，账在”。
如今长汀县店头街旧址依然店铺林立，这条历史上忙碌的中央苏区公营私营商业街，还是人来人往。老人们记忆中“繁盛为全国苏区之冠”的汀州光景，也只有南去的汀江水为之倒映。
本报福建长汀6月2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朱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