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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半，路内刚刚睡醒，因为他早上6点起来打PES2020（一款实况足球游戏），激战到下午累了，于是一觉睡去。如果不当作家，他觉得自己也许是一个书评人，或者作一个足球解说员。不过，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如果：曾经，他是化工厂工人、仓库管理员、广告公司策划……工种名单比较长。
现在，他是一个小说家。将来？未知。
从2007年开始，路内陆续出版了《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天使堕落在哪里》《雾行者》等小说后，读者或许认为他就是“路小路”。即便不是，总归也是一个在世纪之交的城乡接合部游荡的少年。
中青报·中青网：小时候父母对你的职业期待是什么？你自己的理想呢？
路内：我小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父母对我没太大期望，能够在国营企业里做个小干部大概就很不错。我对自己也没啥要求，喜欢看小说，当然就容易幻想成为作家；一度想作个游戏房的老板，拥有几台游戏机，能玩一辈子；还想过开舞厅，装潢得漂亮一点，每天穿着西装收门票，晚上也不用回家。
中青报·中青网：那时候对作家的想象是怎样的？
路内：80年代对作家的认知是高级、有地位。不过我也没那么高级的认知，就觉得写故事很有意思。到了90年代，你知道90年代的文学，很野的，那就不是高级了，而是牛掰。再加上那会自己也20多岁了，可以认识很多有趣的人，神叨叨的、才子才女、穷鬼酒鬼，特别开心。
中青报·中青网：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什么样的？
路内：大家都很落魄，没什么钱，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做编辑的、做广告的，还有学生。当然和现在被污名化的“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概念，“文学青年”还是愿意付出一点东西的。比如，你总得花时间去阅读吧，培养某种理解力，以及写作的技艺。
复杂一点来说，“文学青年”并不限于“文学”，而是对整体审美的重塑。现在把八九十年代讲得那么美好，也是不对的。其实那是个总体审美很差的年代，但有一部分人，他们想要分离出去。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主要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和现在的少年相比，他们的悲欢有什么不同？
路内：那十几年里，互联网刚刚兴起。对于有志向的青年来说，个人和社会的驱动力是很明显的。因为信息不对称，也很容易显出一个人的特立独行。社会气氛混乱而自由，年轻人从底层慢慢爬起来，安身立命。当时的我相信努力了就能有口饭吃，那时候也有成功学，但很粗糙，赚100万就是成功，不像现在，对腹肌都有要求。
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也没太大不同，前几年热钱很多，催生一批创业者。我一直在想，如果让90年代的年轻人也拥有自媒体和5G，两者是不是没啥区别？可能与代际之间的差别相比，更大的差别仍在阶层和地域之间。
中青报·中青网：刘慈欣说自己在值班的时候没事干写科幻小说；你之前也说过在化工厂上班，经常从工厂图书馆借书看。这种半自由状态，会更适合一个人的文学创作吗？
路内：我也值过班，在配电室里守着几十个、上百个电表。那环境很好，配电室是管理重地，闲杂人不给进，很适合看书。它的坏处是完全不自由，而不是半自由，你无法离开那里，必须遵循它的时间管理。久而久之，人和社会是脱节的。也许写科幻可以，但写其他小说会有困难，因为缺乏经验。工厂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
这个还是视作者气质而论吧，没有绝对适合所有写作者的场所，福克纳说最佳场所是夜总会——白天安静，写书；晚上热闹，出去见人。我就比较适合在家里写，在比较放松的环境下，应该是宅男气质了。
中青报·中青网：后来有一段时间你在重庆管仓库，这个环境适合写作吗？
路内：管仓库当然适合看书写作，但是出去玩更重要吧。相信我，一个人25岁的时候，他想的一定是出去玩。我的工作不是守着门不让人进，而是要负责押货，走公路线，重庆是其中一个站点，实际上仓库是由库区办公室看守的。
我很闲，到处晃。重庆你知道，没法骑自行车，但在1998年，它的公共汽车是可以招手叫停的，实在不行还能叫辆摩托车，就到处玩。仓库一度就在川美边上，当时最想做的事就是结识几个女画家——她们都在街边吃米线。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事过很多职业，这些经验对写作有什么帮助？或者会有伤害吗？
路内：工作经验多，写一些人物和场景会更准确；但如果作者过度依赖自己的职业经验，那肯定是因为受的文学教育不够好。写小说和职业经验没有必然关系，作者总是宣称自己干过很多职业，是件不大入流的事儿……
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牵涉到很多人物。好多年前，出版《少年巴比伦》的时候，有人当面评价，“你这小说不就是写写自己的事吗”。我就很尴尬，说女主人公是虚构的，另外小说里还写了三四十个人物，总不能每个都是我自己吧？人家就很得意地追问：“那些人物都是真的吧？”我说，也是编的。然后大家就无语了。当然，现在的我不会如此笨拙地去回答这类问题了。我只能说，这种体验当然是有的，但并没那么热切地想写成小说。
中青报·中青网：作家把一个人物写得深入人心后，可能又想另起炉灶。这是因为一个人物可挖掘的故事是有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路内：我知道你讲的肯定是“追随三部曲”里的主人公路小路，外加一个短篇集《十七岁的轻骑兵》，4本书也不是一下子写完的，中间还夹着好几个其他长篇。我最初不想那么快写完，倒不是出于人物和情节的考量，而是不想把小说语言写油了。反复用一种语言写小说，那个风格本身又很跳脱，容易把语言写坏掉。不过，回过头来想，这种搁置确实对我理解人物是有帮助的。我自己写的人物，我也得重新去理解他。
所谓“另起炉灶”也不是第一次了，反而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反复写，可能会更难些，因为视野受限。自从董子健演过电影以后（董子健在由《少年巴比伦》改编的同名电影中饰演路小路——记者注），我很开心地对他说，“以后别人会喊你路小路，不会喊我了，太好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参加了匿名作家竞赛，作家是不是都会想隐匿自己已经成熟的一种写作风格？
路内：那时候正在写长篇，张悦然邀我参加。实际上《巨猿》那个短篇，是长篇《雾行者》里的一个分支，不过在时间线上有一点变化。那次比赛还有马伯庸的小说，也是换了风格，我根本猜不到是他的作品。
诚如纳博科夫所说，写作风格也只是一种说辞吧。它可能不像艺人的“风格”那么外现，但如果内化到作者的价值观和写作倾向，也就谈不上隐匿和转换。比如像《雾行者》这本书，此前的写作方案是无法处理这个题材的，就得有更合适的办法，或是调性。我倾向于方案论。
有时也会遇到一种说辞，认为作者的处女作更单纯一些。这个我承认，早期作品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好，但一个作者写了七八本书，也不用假装自己很单纯了，把这些交给年轻人吧。而且这里包含一点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读者能看到的单纯的早期作品，实际上都是幸存者，其实大部分都很糟糕。我20岁或者更早时候写的小说，不敢拿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写作改变了你的命运吗？
路内：当然，写作改变了我的世俗命运，这没什么好赖账的。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我本来应该去开游戏房的。但是人的本体有否从中获得巨大的扭转，还是只轻微地被修正了一下，这需要时间来证明。
中青报·中青网：最近有什么正在努力去做的小事？
路内：正在调整作息，争取做到白天醒着、晚上睡觉。前两个月完全颠倒了，不是黑白颠倒，而是失去了时间感，一天能睡三次。虽然我平时也不出门，作息稍微混乱些，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我推断是因为快递停了，以前每天早晨、下午被快递喊醒，还是能调节一下生物钟。最近半个月，又开始写小说，就是写得慢一点。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新作是关于什么？
路内：还不能多说，是一个很怪异的人物传记体小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