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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1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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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短篇小说的新和异,不妨看这20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5月12日   11 版)

    张莉

    要从一整年文学期刊发表的几百部短篇小说中,选出够格列入年选的20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编选的这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收录了20名作者的20篇作品,选择标准是“新异性”。

    张莉说,“新异性”实际上指的是小说调性,但什么是调性,却很难用学术术语来表达,“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范围等都有关系”,微妙而含混。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是“同质化”的。

    “现在的短篇小说创作同质化比较严重,题材上喜欢扎堆儿,写人际关系、男女交际、婚姻出轨、买房子、孩子成长困扰,等等。而且,各个文学期刊各有偏好,一些作者也会为了发表去‘量身定制’,其实这对文学整体发展是不利的。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写出好作品,就要有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张莉说,“新异性”,一方面是题材,另一方面是语言。

    在《我亦逢场作戏人》中,从50后的邓一光、张柠、宁肯,到60后的迟子建、邵丽;从70后的李修文、徐则臣、弋舟、张楚、张惠雯、李宏伟,到80后的双雪涛、班宇、张怡微、董夏青青,乃至90后的李唐,20位作家年龄跨越几十年,但是,仍以70后和80后为主,因为他们是当下文学力量的中坚。

    张莉表示,对成名作家和新作家两个群体,入选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成名作家,她要求他们的作品要有别于其以往风格,要有进步、有突破,“绝不能因为作家有名,他以惯性写出来的作品也入选”。

    于是,我们看到,《风很大》写了一个在台风天仍能气定神闲思考问题的年轻工科女博士,那种城市感和现代气息,完全不像出自60岁人之手,写得很英气、很带劲儿,令人惊艳;张柠的《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则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的痛苦际遇,在非常短的篇幅里,小说家完全用对话推动故事,文体表达颇为新鲜。

    年选的名字,来自李修文的同名短篇《我亦逢场作戏人》,小说家用“说书人”的方式,讲了一个今日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述了藏于历史深处的中国式情感如何在我们时代的流传。张莉说:“这部小说调性复杂迷人,有深深的悲哀和悲凉之感,它与当下大部分小说的创作追求都不一样,你会看到作家回到中国叙事传统的努力。”

    对于新一代作家,张莉要求,首先得在一个基本的写作水准之上,要有一定的文学追求,然后看作品是否在文体和内容有开拓,是否有新的文学元素,“如果作品能构成一种冲击力,那么其他方面有些许缺陷也无妨”。

    卢德坤的《逛超市学》,写了现代城市中,一个现代人是如何逛超市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孤独的人但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陈崇正的《念彼观音力》,用另一种现代、隐晦但又极为冷静的方式,书写了当今农村女性的复杂情感际遇;而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林培源的《诞生》,则把他对怎么写小说的思考和小说内容连接到了一起,作了文本上的创新。

    张莉认为,作家间微小的代际差异是存在的,有的题材比如王姝蕲的《比特币》、李唐的《替代者》,一看就是年轻作家会写的题材,但是,代际差异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作家们年龄差距毕竟也只在二三十岁,这对文学史来讲根本算不上代际,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但她仍发现,85后的作家们,更追求文体意识,即形式的创新;而年龄稍大的作家,则重视语言本身的准确性,在细微处精益求精。

    “大众的、通俗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不追求也不鼓励新异,因为它追求的是市场,是‘低就’,要争取最广泛的读者。”张莉说,“但纯文学作家不同,他要与陈词滥调搏斗,他的作品应该要有‘辛辣味’和‘新异度’,这样才会对读者构成智力和审美的挑战;当然,这可能也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会失去市场。事实上,有这种写作追求的作家也往往是孤独的,而我做的年选,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对这些作品进行美学上的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作家值得尊敬,这样的作品值得阅读。”

    回顾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张莉觉得,鲁迅的《故乡》大概是最具迷人的小说调性的。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写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对“逝者如斯”的感叹,这是一个高度;而鲁迅别出蹊径,写下的是人与故乡之间的另一种生疏,这无疑具有现代性。

    《故乡》里有亲人、朋友在时间面前的分离,还有人心与人性在时间面前的深度磨损。在《故乡》中,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他的读者“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是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代文学忽略的人和世界。

    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是对《聊斋志异》的重写尝试,可以看到同一内容、不同写作方式带来的新异效果。《双灯》一则的结尾,狐仙与男人相欢半年后话别,这属于“聊斋”中的常见场景,蒲松龄写的无非是“姻缘自有定数”“留之不得,遂去”云云。汪曾祺却加了两人的对话: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平白朴素,动人心魄——这大概就是新异性的魅力吧。

    张莉说,《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强调“新异性”,其实也代表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期待,要有内容和形式的“新”与“异”, “作家的‘新异’也许暂时会被质疑,这没什么。但这样的追求要有,好的艺术家永远都要有一骑绝尘的先锋精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5月12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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