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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一整年文学期刊发表的几百部短篇小说中，选出够格列入年选的20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编选的这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收录了20名作者的20篇作品，选择标准是“新异性”。
张莉说，“新异性”实际上指的是小说调性，但什么是调性，却很难用学术术语来表达，“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范围等都有关系”，微妙而含混。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是“同质化”的。
“现在的短篇小说创作同质化比较严重，题材上喜欢扎堆儿，写人际关系、男女交际、婚姻出轨、买房子、孩子成长困扰，等等。而且，各个文学期刊各有偏好，一些作者也会为了发表去‘量身定制’，其实这对文学整体发展是不利的。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写出好作品，就要有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张莉说，“新异性”，一方面是题材，另一方面是语言。
在《我亦逢场作戏人》中，从50后的邓一光、张柠、宁肯，到60后的迟子建、邵丽；从70后的李修文、徐则臣、弋舟、张楚、张惠雯、李宏伟，到80后的双雪涛、班宇、张怡微、董夏青青，乃至90后的李唐，20位作家年龄跨越几十年，但是，仍以70后和80后为主，因为他们是当下文学力量的中坚。
张莉表示，对成名作家和新作家两个群体，入选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成名作家，她要求他们的作品要有别于其以往风格，要有进步、有突破，“绝不能因为作家有名，他以惯性写出来的作品也入选”。
于是，我们看到，《风很大》写了一个在台风天仍能气定神闲思考问题的年轻工科女博士，那种城市感和现代气息，完全不像出自60岁人之手，写得很英气、很带劲儿，令人惊艳；张柠的《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则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的痛苦际遇，在非常短的篇幅里，小说家完全用对话推动故事，文体表达颇为新鲜。
年选的名字，来自李修文的同名短篇《我亦逢场作戏人》，小说家用“说书人”的方式，讲了一个今日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述了藏于历史深处的中国式情感如何在我们时代的流传。张莉说：“这部小说调性复杂迷人，有深深的悲哀和悲凉之感，它与当下大部分小说的创作追求都不一样，你会看到作家回到中国叙事传统的努力。”
对于新一代作家，张莉要求，首先得在一个基本的写作水准之上，要有一定的文学追求，然后看作品是否在文体和内容有开拓，是否有新的文学元素，“如果作品能构成一种冲击力，那么其他方面有些许缺陷也无妨”。
卢德坤的《逛超市学》，写了现代城市中，一个现代人是如何逛超市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孤独的人但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陈崇正的《念彼观音力》，用另一种现代、隐晦但又极为冷静的方式，书写了当今农村女性的复杂情感际遇；而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林培源的《诞生》，则把他对怎么写小说的思考和小说内容连接到了一起，作了文本上的创新。
张莉认为，作家间微小的代际差异是存在的，有的题材比如王姝蕲的《比特币》、李唐的《替代者》，一看就是年轻作家会写的题材，但是，代际差异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作家们年龄差距毕竟也只在二三十岁，这对文学史来讲根本算不上代际，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但她仍发现，85后的作家们，更追求文体意识，即形式的创新；而年龄稍大的作家，则重视语言本身的准确性，在细微处精益求精。
“大众的、通俗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不追求也不鼓励新异，因为它追求的是市场，是‘低就’，要争取最广泛的读者。”张莉说，“但纯文学作家不同，他要与陈词滥调搏斗，他的作品应该要有‘辛辣味’和‘新异度’，这样才会对读者构成智力和审美的挑战；当然，这可能也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会失去市场。事实上，有这种写作追求的作家也往往是孤独的，而我做的年选，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对这些作品进行美学上的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作家值得尊敬，这样的作品值得阅读。”
回顾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张莉觉得，鲁迅的《故乡》大概是最具迷人的小说调性的。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写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对“逝者如斯”的感叹，这是一个高度；而鲁迅别出蹊径，写下的是人与故乡之间的另一种生疏，这无疑具有现代性。
《故乡》里有亲人、朋友在时间面前的分离，还有人心与人性在时间面前的深度磨损。在《故乡》中，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他的读者“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是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代文学忽略的人和世界。
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是对《聊斋志异》的重写尝试，可以看到同一内容、不同写作方式带来的新异效果。《双灯》一则的结尾，狐仙与男人相欢半年后话别，这属于“聊斋”中的常见场景，蒲松龄写的无非是“姻缘自有定数”“留之不得，遂去”云云。汪曾祺却加了两人的对话：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平白朴素，动人心魄——这大概就是新异性的魅力吧。
张莉说，《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强调“新异性”，其实也代表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期待，要有内容和形式的“新”与“异”， “作家的‘新异’也许暂时会被质疑，这没什么。但这样的追求要有，好的艺术家永远都要有一骑绝尘的先锋精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