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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生活大半年，脾性打磨得软和，胃口也养得温润。平日吃甜口的鸡鸭鱼蟹，倒也觉得满意。不过，偶尔心里头依然会涌上一些令我魂牵梦萦的味道，关于家乡，仿佛，故人的光临。
我不是地道的重庆码头娃子，在市区仅待了三四年，吃不惯红油翻滚的火锅。和朋友们一起吃红汤，总吃得眼泪簌簌鼻涕簌簌。朋友们笑我空占了重庆人的名却没有重庆人的胃，是在耍赖皮。我的家乡三角坝离市区很远，仿佛是“火炉重庆”一个遗落的意外，坐落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温冷的环境里，一切都流动、更新得很慢，时间打着盹儿一样爱走不走，老黄牛慢悠悠地走着，人心也慢悠悠的。我的脾性，也被磨得慢悠悠的。
腊肉，是我们出名的特产。所谓的出名，是借周围几个县城出的小名。家家户户都是养猪人，终年吃腊味。取下一块来切开，亮晶晶地流油，吃上一口，满是各种松树的香，这大概是因为肉是各种松树熏出来的缘故。腊肉是最好的待客佳肴，和着豆角爆炒是一味，和着青椒一煽又是一味，或者掺上一锅汤，丢几块土豆山药，和客人拉一阵家常，揭锅便是满屋的鲜香。更显珍贵的是，豆角青椒都是山里人自己种的，所以，当山里人露出一口老牙问你菜里有没有盐味时，他是奉上了由春到冬的骄傲与诚意的!
在饥荒的年代里，为了储存食物，祖祖辈辈创造出种种“酿菜”。土坛是家家必备的，我们那儿叫“酸水”坛子，老姜、红萝卜、青花椒常年放在里面，季节性的时蔬都可入坛，在炒菜时候放一点土坛酸水，炒出来的菜绝对是顶有味儿的。“霉豆腐”也是必备酿菜，霉豆腐其实就是一种腐乳，将豆腐切成方块儿静静地让其生霉，长出绿色的长毛，仿佛豆腐成了精。可是，你把这些“绿毛怪”在酱料里面一滚，他们就变得老实，蘸料密封数月再开坛食用，能吃出时间感和独特的坛味。像豆豉、米糟、剁辣椒、酿李子也都是常见的酿菜，它们是山里人的孩子，安静地躺在坛坛罐罐里。我家的那一口老坛，每天晚上都会咕噜作响，特别是瓜果多的时候，声音就更加灵动响亮。我听着感到莫名的安详。
其实，家乡人在吃的方面并不精巧，山里人的胃口也在这保守的环境中养得极其保守。我们的吃，是朴素的、独属于山里人的吃法，不做作不夸张。在这一片粗朴的乡野之地，老老实实地吃饭，保留了五谷杂粮的“本色”。但是，山里人的胃口却又有自己的娇气。红苕南瓜吃得，饥荒年代甚至野菜树根都吃得，但是，全是味精味的快餐吃不得，又甜又咸的沙拉咖喱吃不得，冰火两重天的冰淇淋火锅更是吃不得。
女人们依着瓜果的季节顺序安排一家人的饭食，摘几个带刺儿的黄瓜拍碎，放点佐料一拌就是上好的开胃菜，或者就整个黄瓜丢在坛里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捞起，咬一口脆呱呱。或在田里扯几个辣子或者茄子，放在柴火堆里一滚，撕成条儿，放一点盐即是美味。傍晚，桌子支在院坝里，一家人边吃饭边拉闲话儿。村里的女人们爱串门，端着一盆炒鸡菌儿送给我们，同时也毫不客气喝我家的包谷酒。村里的女人们就像鸽子一样恭顺敏锐，温良的外表下是躁动的心。村里哪家结婚，哪家死了人，哪家的新媳妇不爱洗澡都要拉一拉的。女人们也在家常八卦中建立起“伟大的友谊”。
我吃着小镇的五谷瓜果，一天天地长大。当我“吃饱喝足”后就和小伙伴儿们流连在菜田里，小河边。我是胆子肥的小孩，偶尔悄悄爬上仙女山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仙女，是不是有父亲口中围湖而卧的巨蟒，紧张期待。
当小镇连通高速公路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山里人也匆匆忙忙跑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陆陆续续盖起了小洋楼。那现代化的楼房就像所罗门的瓶子，山里人走进去，变成了城里人。饭桌上的饭菜，山里人的饮食习惯，也慢慢变得丰富而精致。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到底割舍不了那一口“山味”，把酸水坛子搬进了现代化厨房，在欧式小洋楼旁边搭起了土灶。
三角坝这个边缘小镇，也跟着时代奔跑起来。我感到欣慰，仿佛看见风吹麦浪一般金灿灿的希望。不过，偶尔，我也觉得自己像个落寞的骑士，想抓住一些缥缈的影子，就像堂吉诃德疯狂地想抓住中世纪。
杨鸿涛（24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