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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10年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95.3万亿元。到了2021年年末，这个数额已达345万亿元，加上保险、证券业，全部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已超过380万亿元。
十年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稳步提升，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入“快车道”，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安全稳定的坚实“地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稳妥处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过去十年里我国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也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逐渐筑牢了金融安全的“地基”。
牢牢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时，距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四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持续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由此，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我国金融领域也面临宏观杠杆率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等潜在风险。
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至今还停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当年上半年，我国一些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一些银行预判政府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以此在贷款投放上“加码”，银行同业业务在5月末同比增速超过50%，融资和债务快速扩张，期限错配等结构性问题呈现。
最终，这些银行未能如愿。政府坚守“稳健货币政策”的底线，没有给市场继续加剧金融风险的机会。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场围绕“去杠杆”的交锋，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后来稳步推进“去杠杆”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看来，2017年以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提高较快，一些金融机构的业务不规范，导致风险显现，“风险从个别机构传导到多个机构，从个别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从个别市场蔓延到多个市场。”无论是“钱荒”事件，还是股市波动，都让大家认识到“金融风险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系统性问题。”
从2013年开始，互联网金融创新越来越活跃。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成为许多投资者的“宠儿”。赵锡军记得，那段时间，经常能在一些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士口中听到，“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我们不再需要银行”的论调，这些人留给他的印象是“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模糊且盲目乐观”。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曾撰文指出P2P行业的潜在风险，“大家充分肯定互联网金融便捷性的同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安全性——这一任何金融交易行为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2016年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发出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号令，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同年底，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2018年，三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打响。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正是从这年开始，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处置工作进入“加速期”。
同年3月，在北京金融街上，许多银行和保险机构的从业者，站在银监会和保监会门口与牌匾合照。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在当年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至此“一行三会”成为历史，“一行两会”监管时代开启。
赵锡军认为，党的十八以来，在系统性防范化解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上，我国更多是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无论是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银保监会，还是在上海、江西等地设立金融法院，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地方监管责任，都是从上到下，从事前到事后，逐步完善金融治理和监管制度体系的表现。
“去杠杆”成为攻坚战的重中之重，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结构性去杠杆，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仅在2018年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就比2017年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通过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尤其是P2P网贷机构，经过数年整治，从高峰时期约5000多家的运营数量逐渐归零。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出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曾指出，资管新规落地后，2019年末，我国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16万亿元。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从2017年至2020年，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加大，4年里处置的不良贷款相当于前12年的总和。
与此同时，金融业对外开放也在提速。赵锡军认为，这与十年来的强化监管密不可分，“开放伴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进出规模加大且频繁，风险的来源和传递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对境内的金融市场构成了一定压力，我国金融业要高水平的开放，就一定要提升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从杠杆率、地方债，到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在曾刚看来，三年攻坚战期间监管部门对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是“分类施策、精准拆弹”。“重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得到了定点清除，金融风险从原来的发散状态转向了收敛，给未来的金融领域的‘长治久安’构建了更加完善的制度基础。”曾刚表示，目前，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发达经济体大肆扩张基础货币，实行极限宽松财政金融刺激，引发了全球高通胀。赵锡军指出，西方国家“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可能对危机有所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危机发生机制，甚至会引发风险外溢，让其他经济体为此埋单。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和防范风险的举措上，更多是考虑把风险隐患和危机苗头扼杀在早期，而我国的宏观政策也体现出了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曾刚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一度有所上升，“这是必然且必要的，但却是短期的。”他指出，政府在从长远着手，出台一系列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防止杠杆率过高，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尽量减少外部环境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把金融安全的篱笆扎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设立我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曾刚认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推出，将有助于弥补我国现有的行业保障机制的不足，进一步完善金融安全网建设，提升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
今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出台金融稳定法，将进一步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发挥常态化处置功能奠定法律基础。”曾刚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宁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