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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和平年代，谈论遥远的战争总难免如苏珊·桑塔格所写的那样，是在观看“他人的苦难”。但的确，即便在“负全球化”的暗涌中，对战争的担忧与恐惧，已不再是某个局部的地区问题。
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难民涌入的边境之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1年6月发布的报告，2020年，逃离战争、暴力等因素的人口数比2019年增长了4%，上升至近8240万。也就是说，全球人口中每100人就有1人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物资相对充足的城市成为难民的主要接收地，但也愈发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忍受着贫困的难民受制于身份，无权接受教育、享受医疗，还会时常受到骚扰、恐吓和歧视；另一方面，曾经视城市为庇护之所的本地人，对于物资与安全感流失的担忧和恐惧与日俱增。
相比于实际发生的冲突，本地人对于潜在威胁的恐惧，并非仅仅是由难民带来的。人类学学者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就曾描述过一场发生于乾隆年间的“叫魂术”，事后证实，这场蔓延了半个国土的恐慌，不过是各方利用了人们对流浪者莫须有的恐惧。只是，这样的恐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2018年7月13日，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其首府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称），32岁的软件工程师穆罕默德·阿扎姆惨死在当地人的拳脚和棍棒之下。事情的起因是阿扎姆和同行的两位朋友将随身携带的巧克力抛给了放学的孩子们，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人对3个陌生人的警惕，因为不久前，当地流传着一段视频：3个孩子正在街上玩耍，突然，其中一名男孩被两名骑摩托车的陌生男子拽上了车，扬长而去。阿扎姆被当地人认为是劫匪，因而丧命。虽然事后，警察确认了阿扎姆等人与绑架儿童无关，而那段视频也只是一个公益广告。
陌生人在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多，来自八方的人们涌进城市寻找就业和生存机会。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默契地保持着“有礼貌地不关注”，就好比两个人在大街上迎面而过时，双方在一定距离外会迅速交换一下目光，然后当他们擦肩而过时，双方的眼睛又都会看向别处，避免眼神接触。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正是这种“有礼貌地不关注”同其他许多机制一起，赋予了城市生活现有的特征——熙来攘往的人群与转瞬即逝的非个人交往。这给予了那些不能忍受“熟人社会”压力的人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但或许也因此，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对于陌生人常常持有更高的警惕性。不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不回答来自陌生人的问题，因为未知的大多时候是危险的。门禁卡、监控器、防盗栏杆，甚至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允许的个人持有的枪支，防御着我们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真实或者臆想的、已知或者未知的恐惧。城市一面被广告商和媒体等塑造成美好生活之所，一面又被暗示为危险重重之地，个人安全也已成为商家营销策略中的一大卖点。
不过，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我们在门上每加一把锁，或者因为接二连三的‘食物恐慌’而修改食谱，都有可能会让世界显得更加危险重重、令人恐惧，同时也会引发更多的自卫行为。而这正是，恐惧之心自我繁殖的逻辑。”
安全感的缺失蔓延为“生存焦虑”，一些人患上了“大城市恐惧症”，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着逃离都市的念头，已经立足的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生存之地牢牢加固为与外界隔离的城市“飞地”。城市真的正在变得危险重重吗？其实，早在1918年，L·W·巴贝斯就曾在《邪恶的市镇与纯良的乡村》中，试图讨论这一问题。
100年后的今天，不论这一结论是否有变，陌生人在城市中依旧随时可见，流动的不确定性作为现代化的基因，也仍然深深根植于不断扩大的城市地基之中。或许，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矛盾统一体一样，城市也同样是庇护之所与冒险之地的混合体。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在恰当地保护自己之时，一面力所能及地专注地方事务、邻里关系，一面开放共享友好、宜人的公共空间，将“彼此相异、格格不入理解为与人性日常的良性相遇，这通常令人感到愉悦和满足”（《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或许这是可以尝试的城市生活之道。
郑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