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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8年多，一直与重污染天气作战的张昊龙在生态环境部亲历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业内称“大气十条”——记者注）推进的艰辛坎坷，也参与起草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见证了北京的蓝天渐成常态。
2013年年初，我国遭遇有观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京津冀区域内PM2.5年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6微克，是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那一年，北京市空气达标天数比例仅为48%，一年里能看到蓝天的日子不到一半。
张昊龙就是在这时来到原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大气处的。
当年9月，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启动，明确到2017年，京津冀区域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这个被称为“京60”的目标，当时没人相信能实现。根据发达国家治理经验，这样的减排目标要用10-15年才能完成，而留给北京的时间只有5年。
在张昊龙看来，大气治理需要多方面协调、各部门配合，很多机制都要重新建立。这套组合拳治理方案覆盖机动车污染治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减排考核等多个领域，涉及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等。
张昊龙和同事摸索出一套重污染天气应对体系：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在区域内统一预警标准、开展联防联控，建立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管理制度，在污染累积初期就把排放强度降下去。
但在2014年、2015年，甚至“大气十条”即将收官的2016年秋冬季，北京依然频频拉响红色警报。有人质疑说，你们的治理方向错了。
“大气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张昊龙说，那几年，他们逐步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重化工业产业升级、淘汰小锅炉等工作，但努力的红利还没有到来。
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气十条”进入收官之年，从2016年12月底持续到2017年年初的一场跨年霾，整整9天，使北京的PM2.5累计增加1800微克，分摊到365天，相当于每天多了4微克。
最终，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17年年底的58微克／立方米，奠定了之后的“北京奇迹”。
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重污染天气预警时，如果企业都采取同样的措施，明显不公平。张昊龙创造性地提出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差异管理的思路，来决定重污染天气时，什么样的企业停、什么样企业不必停。
指标到底该怎么定？2020年年初，张昊龙和同事开了60多次视频会议，把每个行业的龙头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支撑单位召集起来讨论、评估，最终形成一个金字塔状的、行业引领性的指标。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制将企业按ABCD分级，对生产工艺、治理措施水平优秀的企业，给予非常大的优惠和鼓励政策，地方政府预警期间尽量不影响它们。对治理较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企业，倒逼它们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励企业增加对环保设施的投入。这一制度也加快了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进度。
“你们真的出了一个好政策。”某行业协会会长对张昊龙说，以前一提到环境政策，都是约束性的政策，大家无奈执行，不然就会受处罚，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差异管理制度却是一个激励性政策。
这是张昊龙颇有成就感的时刻：“不是因为出台了一个政策，而是这个政策真正落地了，而且效果还很好。”
2021年两会期间，在人们认为蓝天已渐成常态的北京，出现了一次长时间重污染过程。
是不是周边企业落实政策时打折扣了？张昊龙回忆，2021年3月初，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与执法局组织专业团队，带着专业仪器，抽调专家，到河北重点对疑似没有落实政策的企业进行点穴式检查。
“我们不要黑色的GDP。” 在张昊龙看来，通过环境治理，促进了产业集约化、现代化、数字化，装备水平规模化，这是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2013年到2021年，北京的PM2.5浓度降低了63.1%，重污染天数也从58天降到了8天。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比2015年减少了51%。作为第一个治理PM2.5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被誉为全球治理大气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
基本消灭重污染天气，是“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对张昊龙来说，好啃的骨头都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从前应对重污染天气，就是瞄准重点时间、重点区域，削峰降速；如今的对策不仅要“治标”，也要“治本”：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年建成美丽中国为指挥棒，推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转型，深入治理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
不久前，张昊龙调任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移动源处处长。交通领域的污染治理，是他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张昊龙说，他们在做的，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所以不管现在多辛苦，也要给下一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刘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