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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遗”教育在高校的受众不仅仅来自中国，还有留学生通过选课、参加工作坊参与其中，因此跨文化实践也构成“非遗”校园教育的另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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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进行了系统、科学、完整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这一政策导向，恰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校园里的传承、传播与教育提供了“及时雨”，它不仅可以成为“非遗”校园教育新的理论基础和动力，而且“非遗”校园教育也为这一政策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实践。笔者近些年来在北京大学从事以昆曲、古琴为主的“非遗”研究与推广工作，近期参与了文化和旅游部委托的“非遗”调研项目，试结合这些教育实践来探讨“非遗”校园教育的实践与发展。
“非遗”校园教育是“非遗”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2001年5月，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世界“非遗”名单，是为中国结缘“非遗”之始。2003年11月，古琴艺术成为第二批世界“非遗”。此后，我国政府对昆曲、古琴启动了及时的保护政策。2004年8月,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世界上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06年4月，该《公约》正式生效。“非遗”由此成为我国政府全力推动的目标。20多年里，“非遗”成为21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深的新生事物之一。以往被归入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种类，借由“非遗”之名，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对“非遗”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探索并给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提供了很多新的经验。除了保护与传承，“非遗”的目标更在于发展与创新，将“非遗”融入社区与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在“非遗”保护初具规模且已见成效之后，“非遗”的校园教育更显重要。
“非遗”校园教育的特点
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专业领域里的传承具有重要位置，家族制或师徒相传是一种常见方式，“口传心授”成为一种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原则，传承人成为某种被政府认定的“资格”和专属称号。但是，在综合性高校里，“非遗”教育面对的大部分是非专业的受众，如何实施“非遗”校园教育并使之具有成效，成为进一步推广与活化“非遗”的重要问题。
今年上半年，我们受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对全国设有“非遗”相关机构的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303份有效问卷，全国高校里设置有与“非遗”相关的研究机构、课程及专业的已不在少数且正在迅速增加，但因为“非遗”所涉范围很广，“非遗”教育往往依托于不同学科，这就带来了缺少学科统一规划、缺少教学案例、缺少符合需求的教材等现实问题。
“非遗”校园教育的“深度体验”模式
对于普通受众，“非遗”校园教育首先需要的是创建能与“非遗”便捷相遇的场所，将“非遗”的传承者、传播者与普通受众聚集于同一空间，让普通受众接触并了解“非遗”。以昆曲为例，自2010年起，在著名作家白先勇与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的倡议下，北京大学开设通选课程《经典昆曲欣赏》。其目标就是以课堂为场所，由昆曲名家讲解并表演和示范，展示昆曲之美，让大学生体验与感知昆曲，从而建构一个立体的昆曲学习模式。《经典昆曲欣赏》开创了在综合性高校开设“非遗”通识课程的新模式，迄今已持续开设13年，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影响。
在名家讲座式的昆曲课程之后，我们采用了多种方式予以进一步推动。其一，先后策划组织了校园版《牡丹亭》、校园传承版《牡丹亭》、高校版《牡丹亭》。校园传承版《牡丹亭》于2018-2019年间在全国巡演15场。高校版《牡丹亭》最近在北京恭王府“非遗展演季”亮相，直播在线观看人次达80余万。校园版昆曲的模式，通过一出大戏的演出，组织多所高校的学生共同参与，一方面对爱好昆曲的学生进行高强度训练，提高了校园昆曲的水准；另一方面，这也是将观众转变为演员的“跨界”之举，将昆曲的受众转化为昆曲的传承者。
其二，我们开设《古琴经典艺术欣赏》公选课程，由“名家讲座式”逐渐转型为“讲座+工作坊式”，待学生选修了古琴课程后，以古琴入门工作坊的“小班教学”为主，再配合名家讲座，收到了较好效果，受众由此也有机会成为“非遗”传承者。两年间，通过古琴课程走进古琴之门的同学至少有200余名。
这些实践可以称之为“非遗”校园教育的“深度体验”模式，由此“非遗”校园教育的对象由被动的被传播者逐步转变为主动的传承者。
“非遗”校园教育的跨学科特征与跨文化交流
“非遗”校园教育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与契机，学生一旦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非遗”相结合，往往既能丰富本学科的研究，又能给“非遗”研究带来新意。自2021年起，北京大学设立金德航女士传统音乐与戏曲研究奖学金、吴宗汉王忆慈伉俪古琴研究奖学金，面向全校的这两项奖学金的获得者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种层次，而且广泛分布在不同院系，其研究成果跨越与融合了传统音乐、戏曲、琴学与艺术史、考古、文学、信息科学、艺术管理、展览等学科。一些同学还将演出实践与理论进行结合，升华为一种学术研究与艺术传承相结合进而推进“非遗”教育的艺术实践。譬如，北京大学学生京昆社的研究团队，由来自校内光华管理学院、历史学系、艺术学院的学生组成，他们将京剧马（马连良）派老戏《胭脂宝褶》搬上舞台，还对这出戏的源流及传承状况进行梳理，提交了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由于“非遗”教育在高校的受众不仅仅来自中国，还有留学生通过选课、参加工作坊参与其中，因此跨文化实践也构成“非遗”校园教育的另一个亮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里，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其一是由留学生和外国语学院学生在参与“非遗”教育时，将“非遗”进行本国语言的翻译与传播，譬如在本学期课程里，就有泰国留学生将《梨花颂》译为泰语，也有印尼语专业的学生将《十五贯》译为印尼语。其二是学校之间的文化交流，2022-2023年，北京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办公室进行了多次以昆曲、古琴为主题的校际交流，在线上与英国、德国的大学开展人文交流，并在2023年开启到西班牙格林纳达大学、埃及开罗大学、卢森堡大学等高校的交流。2023年，还在埃及开罗大学开设了“中文+昆曲/古琴”课程。2023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开罗大学“中文+昆曲/古琴”联合课堂音乐会主办，北京大学昆曲、古琴课程的同学进行结业演出，开罗大学的阿拉伯学生演唱昆曲、弹奏古琴，通过连线实现“天涯共此时”。这些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既是“非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走出去”，也是“非遗”校园教育的有趣实践。
总体而言，由于校园的综合性与开放性，它给“非遗”教育提供了新的空间。尤为重要的是，“非遗”与校园的结合，将使“非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关，实现“非遗”的活化与进一步发展，并为“两个结合”带来更为具体、鲜明与生动的艺术实践。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
陈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