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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硕博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先秦文学、楚国历史文化、石器时代，与荆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湖北省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基本是匹配的。
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博物馆的学术和教育两个环节。简单来说，我们做学术研究，就是通过我们的学术能力，把晦涩难懂的考古报告、研究资料等“翻译”出来。
这是我们藏品保管的基础，是我们陈列展览的基础，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基础，当然，也是我们跟观众交往交流的基础。
“翻译”出来之后，还要进行“阐释”——将“翻译”过来的学术观点，展示给观众，包括信息化的展示，或是提供教育活动等。
我本科学中文，喜欢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特别是《楚辞》《诗经》，到现在，我在家里也偶尔吟诵一段，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能背《离骚》。
但像这些文学作品，如果你不了解楚国历史，觉得还是有点虚。我们是师范类院校，本科毕业之后，我没有拿着教师资格证去学校当老师，而是选择去读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慢慢完成从文学到历史学角度的转型。
在我看来，考古本身是个很有个性的专业。因为每年它都有很多新的发现、新的材料，不停地给人惊喜。而且做考古发掘，就像“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墓坑里能挖掘出来些什么。
进入博物馆工作也是偶然的机会。当然，每一次偶然背后关联着一系列的必然。
2010年，我研究生毕业，当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想招一名图书管理员。我的导师跟我说，考古所资料室的考古发掘报告比学校资料室的还多，到那里可以尽情读书。然后我就很开心地去了。但是报到之后，单位可能觉得一个研究生去当图书管理员可能有点浪费，就给我调换了3次岗位。
我在博物馆办公室待了5年，主要负责新媒体以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并承担了博物馆一些重要稿件的撰写。这个时段也是我思考、践行学术应该如何通俗表达的开始，与此同时，也是我思考、践行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应该如何与我们的观众打成一片的开始。
信息中心的8年，我主持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智慧博物馆建设。虽然我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但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专业背景给了我们很强的支撑。这个信息化的产品做成什么样子，只是一个形式，对内容的理解、延伸需要专业的支撑。
在信息中心，我有机会去探索如何在展览之余，把我们的文物、我们的展览通过信息化手段去建立关联，然后通俗表达。
2012年，我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文化专题片《楚国八百年》的文史统筹。201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楚文化符号系统的提炼与考察》。
我们做信息化工作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展览只能在规模上做大，如何把这些文物连成一个展览体系，将一个完整性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我希望观众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以后，不是只记住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些明星文物，而是通过馆方努力，把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当成一个整体，把荆楚文化当成一个整体讲给观众听。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做的，是努力向观众呈现某一支地域文化的生老病死，文物背后的喜怒哀乐，进而“品”出一些诗意来。
张謇先生有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在湖北省博物馆建馆 70周年之际，在湖北省博物馆发布《湖北省博物馆三年发展计划（2023-2025年）》的关键节点我愿再接再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湖北省博物馆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尽绵薄之力。
杨理胜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