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区的垃圾车

    十月三日晚上八点多，西安市碑林区马厂子和西二道巷的交界处，一个巨大的压缩式垃圾车旁，有一个兴奋得不时大叫的小男孩。离小男孩不远的地方，一对夫妻蹲在路边的石阶上，男的用手机直播看男篮亚锦赛实况，女的一直盯着五米外的孩子。这对夫妻就是我们夫妇，那个痴迷垃圾车的小男孩，就是我们的儿子。

    看起来像是饭后遛着弯走到路口就停下的一家人，可我们明明是来旅行的。

    黄金周的前两天，先生西安出差，我们“十一”出行的目的地也就自然而然地定在了西安。照说我这种有寒暑假的人，应该不必为短短七天的假期激动，选择在出行高峰凑热闹更是太不明智，可是对依赖体质明显的人来说，就跟一个人吃饭不起劲儿一样，一个人的假期也总缺少点什么。而自打有了孩子后，因为严重的圣母情结，再单独两个人出门旅行似乎是不道德的了。

    带上孩子的旅行，绝对不是多一张机票加一只小碗这么简单，一切都变了。出发前打包，你会发现他的衣物霸占了行李箱大部分的空间，完全不给你臭美的机会和腾挪的空间；行程中，所有的安排都要考虑他的兴趣体力和饮食起居；潇洒的背包客？永远不可能了。否则因为疲劳出汗受风，感个冒发个烧，分分钟给你好看。

    十月一日中午到达之后，我们在酒店附近的巷子里乱蹿，想找个本地人常吃的泡馍店，馍端上来孩子一口不吃，用免费高汤把自己灌了个水饱。出门去，小小的他，被立在路口的垃圾车惊艳了一把。事实上，十月二日晚上，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地方，看着同一辆垃圾车，足足半个多钟头——这辆巨大的压缩式垃圾车有六个轮子，上面写着“碑林市容”。不同于其他小型移动式垃圾车，它更像是一个垃圾站，附近的人们都把垃圾箱拖到这里，送垃圾的居民和清洁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垃圾卸到翻斗上，按钮一开，垃圾车扬起手臂，倒进车里，接着盖住，然后压缩，如此反复。枯燥乏味的机械动作，对孩子而言仿佛有魔力一般怎么也看不够。

    又过了一天，行程结束吃罢晚饭，先生想回酒店看亚锦赛，我想去大雁塔看夜间喷泉，于是问儿子，“打篮球和音乐喷泉，你更喜欢哪个？”几乎是一秒也没有停顿地回答：“垃圾车。”连在去往垃圾车的路上，我们刻意地绕路，他都能敏感地觉察，简直是自带导航。

    其实不甘心回忆里只有垃圾车。第二天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碰上“高棉的微笑”特展，人不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看完佛陀、湿婆、毗湿奴、伽内什的雕像，感受人类丰富的想象，体会着微笑里的“慈悲喜静”，体会着怎么才是“在喜悦中永远地匿名”。一转身，儿子仰着头，举着小手，嘴里念叨着什么，看见我望着他，走过来小声告诉我，“妈妈，三十九个圈儿。” 原来，这伙计在数佛头雕像上的发卷儿。真是哭笑不得。

    也想学国外，带着孩子攀岩、滑雪、徒步，战士一样的爸妈，和他们小皮猴子一样的娃。不是没有教训，年初去武汉，心里觉得孩子大了些，胆子也就大了些。让他跟着我们一起走，每天四五公里的样子。因为新鲜，孩子坚持下来了。最后一天，下着雨，先去汉阳的归元寺，再去汉口的古德寺，午饭后坐了轮渡回武昌，下午步行去长江一桥。看卖艺的歌者，看游泳的人，看蘸水在地上写大字的爷爷。上桥后听到火车声，桥边岗亭里的警察爷爷告诉他，呜呜声响到第二下的时候，火车就来了。一看果然是这样，高兴坏了，数了一辆又一辆。回来的出租车上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到了夜里开始高烧。凌晨一点半，宽阔的水果湖大街上下着大雨，没有一辆车，抱着孩子狂奔的场景现在想来仍是心悸。

    害怕也好，狼狈也罢，现在都已经成为记忆中难忘的部分。同时我也不会忘记，因为他的存在，也让我发现常规行程之外的别样风景，并学习为一些小小的发现而感动、惊喜。

    前年在北京，清华大学里的轰轰作响的压路机，成了他立志上清华的重要原因，高铁上的一碗方便面，是比全聚德还要印象深刻的美味；年初在武汉住院，来给他送饭的阿姨他一直记在心里并不时提起。我也开始觉得，其实不用刻意去寻找风景，能够体会另一种风土人情也是幸运。同时也终于明白，旅行的每一天，不会因为旅行二字而有不同，它就是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