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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的花瓣有一个缺口，山桃花没有，这样就可以区分两种花了。”作为北京林业大学“绿洲”志愿服务团的一员，今年春天，佟健菘把自己的闲暇时间都留在了樱花树下，“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很有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我就负责解答他们的疑问。”如今，暑假到来，他将继续自己的科普志愿服务，为天南海北的游客解读植物的密码。
“周一早上安排晨读、早操，上午上语文、地理、数学课，下午上绘画课，周末科普信息技术知识，体验计算机……”这个暑假，加入了滁州学院蒲公英支教团的杨健民将再度前往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板舍村开展为期20天的支教服务。出发前，身为队长的他和队员们一起做好了每个孩子的假期安排。“既要做好日常功课的辅导，也要增加一些拓展训练、兴趣课程。”杨健民说道。
近期，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就社会实践的话题面向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948份。结果显示，83.93%的受访大学生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其中，85.51%对曾参与过的社会实践活动表示满意，12.42%持中立态度，2.08%不满意曾参与过的社会实践活动。
行万里路，受访大学生积极投身暑期社会实践
这是滁州学院蒲公英支教团前往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开展支教活动的第11年。接过11年传递的“接力棒”，杨健民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又重了一些。不同于一般支教活动多在课堂开展，他与队员们需要分别住在当地不同的学生家中，接下来的20天，他们和学生的吃住行都在一起。“不只是陪他们学习，还会帮着打扫卫生、做做饭、聊聊天。”杨健民表示，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常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驻家支教”的方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孩子，给予他们多一些陪伴。
与杨健民一样，就读于暨南大学商务英语专业的陈逸也决定在这个暑假“下乡去”。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摄影爱好者，她却在这个暑假为许多贵州老人拍下了“人生照片”。她是暨南大学“映像”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7月12日以来，她和团队成员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汉阳街道金银田社区为749位老人拍摄了898张相片，并在后期处理后打印装框，亲手送到老人们手里。2013年至今，服务队已经走过9个省市的乡村，定格下超过7000名老人的笑容。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在曾参与社会实践的受访大学生中，83.24%曾体验过志愿服务、社区工作等社会服务；36.51%前往企业实习；31.56%参与过文化节、民俗活动等文化体验活动，17.80%参加过调研项目、学术竞赛等学术研究类活动。
“学生对志愿服务类的实践活动最感兴趣。”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团委书记蔡敏茜说，“在这类活动中，同学们可以深入了解国情、民情，还可以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今年暑期，作为学院“红领”党史学习教育团的带队教师之一，她组织学生前往江西瑞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队员们走进沙洲坝敬老院，与老人们拉家常；在沙洲坝镇杉山村“童心港湾”里，为当地的孩子们讲故事、唱红歌……蔡敏茜提到，志愿服务的收获是双向的：“同学们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帮助了别人，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锻炼，提升了素质和能力。”
来到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柏桥村调研的第一天，中山大学学生张芃林就遇到一个大挑战：“柏桥村下辖的18个自然村，卫星地图上少标记了6个。”为了了解清楚情况，她和队员们分头打电话找村委会主任一一确认村子的位置，还画了一张村落分布“地图”。第二天，由她担任组长的23人小队分成了6个小组，分头扎进了各个村。据张芃林介绍，自2013年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便开始组织学生利用暑假深入广东农村展开调研活动，了解农户的经济、生活等情况，并将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撰写调研报告。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专业的张芷涵则将目光放在了专业相关的实习上。大一刚结束，她便早早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实习——在家乡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的检察院担任实习助理。现在，张芷涵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卷宗、检查起诉书等。有时，检察长会带她去听庭审，这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学习机会。每天，张芷涵会把实习心得记在笔记本和社交账号上，每看到一些罪名，她都要回顾之前所学的刑法，加深自己的理解。
学以致用，受访大学生在“社会课堂”收获与成长
张芷涵认为，有志在公检法工作的法学生很需要一段基层工作经历。在实习中，她打破了自己原本“法学就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认知。“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为了考试，我只能强迫自己硬背下那些法条，但没有充分理解。”张芷涵表示，“而在工作中，我可以摆脱应试思维，在庭审中具体理解一些曾在课本上提及的罪名现实中是如何量刑的。”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70.64%的受访大学生希望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涵盖专业相关的实践项目和案例研究；62.11%期待设置企业实习和行业体验；61.29%希望包含社会问题调研和社会服务活动；52.21%更看重跨文化交流和国际视野拓展，48.10%更青睐创新和创业项目的实践机会。
张芃林也在这次实践中重新思考了社会实践于自己的收获和意义。“以前的我没能深入接触科研，也没有想好未来的方向，但这次调研让我明白了研究的价值所在。”张芃林提到，通过走访，她发现村民们对医疗保险的认识普遍不足，不少人认为医疗保险是“骗钱的”或“理财产品”，“这就为未来想要深耕保险或是医疗行业的同学们补充了现实受众的视角。他们实地了解了村民的想法和需求，未来或许就能更好地设计出一个他们能负担得起、又方便他们理解的产品。”她说。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针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助益，70.3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实际应用知识的机会；66.91%表示可以增强社会责任感；65.99%表示其丰富了课余生活，增加了人际交往；60.98%表示有助于个人职业发展和职业技能提升；60.49%表示可以帮助自己了解社会现实，拓宽视野。
朱传奇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带队老师之一，据他介绍，学院希望通过调研活动增进他们对中国国情和农村情况的了解，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现实结合起来，促进他们的思考。“此外，学生们如果未来作为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者、参与者，这次调研也能给他们带来一定启发和参考。”朱传奇说。
在佟健菘看来，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就像把日常学习到的课堂知识搬到了实战“练兵场”。回顾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经历，佟健菘总结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3个关键点：“专业知识得到充分利用，自身社会经验得到提升，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得到锻炼。”在佟健菘看来，大学生身处“象牙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有机会接触校园外的世界，“为将来进入社会提前积累经验”。
不过，社会实践在受访大学生眼中也并非“尽善尽美”。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的不足，中青校媒调查显示，57.19%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实践机会有限、竞争激烈；49.79%认为缺乏与专业课程的紧密结合；同时，形式主义、缺乏深度和实质性内容（41.16%），指导和反馈不够充分（33.76%），安全和权益保障不足（14.68%）等，也是受访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亟待解决的问题。
期待各界支持，受访大学生愿意社会实践走实走心
在杨健民看来，目前给予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名额和机会有限。“我们支教团只能容纳十多位同学，但想来参与活动的人有很多。”此外，杨健民期待有更多社会组织的加入和帮助，“我们上课用的教具、玩游戏过程中准备的小道具都有限，如果能有社会资源支援，让每位同学上课的体验更好，就可以避免他们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了。”杨健民说。
同样的问题，佟健菘也深有同感。他希望社会各界多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岗位：“像今年，服务队共收到了80多份报名简历，但由于场地、人数等限制，最终只能选定12位同学。”佟健菘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汇入社会实践的浪潮中，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成长历练。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针对社会实践活动现存的问题，76.69%的受访者希望社会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实践岗位，68.94%期待社会实践活动得到更多资金和政策支持；60.93%希望建立社会实践的法律保障和权益保护；59.55%鼓励企业和组织发起或参与社会实践项目；49.02%建议通过媒体宣传提高社会实践的社会认可度。
与此同时，佟健菘还期待高校可以为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补补课”。“身边一些同学有很好的社会实践创意，但创意落地的过程并不顺畅，原因大多是缺乏社会经验，对于如何联络社会实践场地，如何与校外企业、人员沟通方面出了问题。”针对类似的情况，佟健菘建议高校开展“社会实践课”，邀请有社会实践经历的学长学姐分享真实案例，“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中青校媒也在调查中发现，74.49%的受访大学生期待高校加强与企业和社会机构的合作；74.02%希望学校能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54.31%期待强化实践前的培训和指导。
学校在出行前组织的培训，就曾给张芃林帮了大忙。“如今，正处在龙眼收获的关键时期，村民们很忙，我们要调查的内容又非常多，再加上这里大部分村民讲客家话，因为听不懂，我们经常遭到拒绝。”指导老师告诉她，调研中要把问卷的书面语改成口头语，比如别问农民“您家劳动收入多少”，要直接问“你们家荔枝卖多少钱”。成功走进第一户农民家之后，张芃林逐渐自信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收集了30份问卷，为后续的分析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
朱传奇表示，真正好的调研并不是“看几个展板”，而是让学生实地深入农村。通过真实的走访，不管是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学习动力，都“有些东西能够进入头脑里”。他希望学生们不要沉迷在数据里，而要记得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个认真生活的人。
这已经是陈逸第4次下乡，在毕节市赫章县的街道上，她遇到了许多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老人。“他们经常问我，能不能等他们换一身民族服饰再来拍，还有更多老人边拍边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怎么拍过像样的照片。”最让陈逸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奶奶，一直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她的家住在赫章县的山上，下来一趟非常不容易，所以她反复对我们说着‘谢谢’。”
杨健民第一年支教结束的时候，与他对接的小男孩哭了很久。那个平日里被球砸到脸都不会哭的男孩，小声询问杨健民，明年还能不能再来。杨健民说：“能！”并在第二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杨健民知道，自己能为这些孩子做的事并不多，但就像支教团的名字“蒲公英”一样，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也想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蒲公英的种子能在更多角落生根发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希 记者 程思 实习生 陈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