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声与未变声的年
谭鑫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20日 07版)
冬日的山城乡下,本是沉寂而静美的,但一到腊月,许多声音便争相涌来。这些声音,属于年。
率先到来的是石磨。接连盘旋的“轰隆隆”声,一圈圈地回荡在耳边,像从地底下拱出来的闷雷。腊月里,谁家的磨子一响,我就晓得,要推汤圆了。
在我的故乡涪陵,山村里的人很少磨面粉,平常最多无非是磨豆花儿,有些石磨会闲一整年。推汤圆是石磨四季里仅存的工作,对人而言,推汤圆的时刻一年也只有一次,所以彼此都格外郑重。
推汤圆前,奶奶会提前泡上糯米,搭配着提前一周泡好的糯玉米,两种质地不同的白,不约而同地鼓胀着,像是要在石磨里一决高下。磨盘底下放着盆子,盆上搭块过滤用的白布。添磨的人坐在边上,一勺一勺地往磨眼里喂米,水和米要比例得当,米太多磨出来粗;水多了磨出来稀。
小时候,我偶尔在边上帮忙推磨。磨手是一根硬木杆,丁字形,比我手臂还粗,一头钩在磨椎上。我双手搭着另一头,像握着方向盘,弓起身子一前一后地推。石磨“轰隆隆”转起来,乳白色的米粉便从磨槽里流出,最后淌进木盆,透过白布滤进盆底。轰隆隆的声音开始欢快,最后几圈下来,年少的我只觉单调得像在“画圆”,动作重复没完没了。推上一阵,胳膊就酸了,腰也僵了,磨声也渐渐慢下来,宛如没电的录音机。
奶奶在一旁催:“快点,莫偷懒。”我说:“推不动了。”她放下勺子,变戏法儿般地从荷包里掏出几颗糖,递给我:“我来推磨,你来添吧。”
我把糖含在嘴里,舍不得嚼,只等它自己慢慢化开,甜丝丝的,有过年的味道了。
等我再大一些,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打粉的机器。洗净的糯米倒进去,一按开关,整座院子都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嗡嗡”声,之前要推一两个小时的磨,有了机器10分钟左右便能完成。母亲说,这个快得多。可我总觉得,还是石磨的声音好听。机器太快了,声音也太干脆和利索,像两种时代的音色,没有石磨的那种拖泥带水——它是节约了时间,似乎也省略了一圈一圈慢慢转出来的踏实和“圆”。
如今,回到老家,想吃汤圆,未必非要等到过年,冰箱里随时都有盒装袋装、口味多样的汤圆。煮完也是白白圆圆的,一口咬下去,味道并不输儿时记忆。我问母亲:咱们以前的石磨呢?她说:搬家那年扔了。
我哪儿会告诉她,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耳朵里还会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它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圈一圈,在年关和年初之间来回,像是要把那些流转的年月,重新推到我面前。
何止汤圆,我发觉打糍粑的声音,这几年也变了调。
小时候在老家的院里,打糍粑通常是腊月二十几的事。这时,乡人早已尝过汤圆的鲜,腊肉香肠也已成了餐中餐,远方务工的亲人也开始逐渐返乡,糍粑便是这个节骨眼里登场的。
我家打糍粑的那天,上午父亲会把闲置的碓窝搬出来又洗又烫,上次它出场时还是中秋。厨房永远是团圆的第一战场,彼时的大铁锅架在灶上,灶膛里燃着柴火,甑子里冒着白气,糯米已经蒸上。
约莫蒸近一个小时,等空气里有米饭的香气,父亲便会将手背放入蒸笼盖子顶部试温,感受到甑子内部涌动的热气后,便会说:“上气了!”这预示糯米已然蒸熟,各项准备事毕。然后,他站在院坝里喊:“糍粑要开打了!”
不一会儿,从湖北回来的三爸、从黑龙江回来的伯伯、从广州回来的舅舅都来了,偶尔邻居的爷叔辈们也会加入其中。他们人手各持一根刚砍回洗净的新鲜竹子,在碓窝旁守候,只等蒸好的糯米倒入。
几个人成圈连锤带挤,棒子同时举起,又同时落下,手力往石窝使,脚步围石窝转,糯米在碓窝里慢慢变形,从一粒一粒变成一团一团,越来越黏,越来越软,声音也有了回弹般的“咚咚”响。
这是个力气活,小孩很难插手,我往往都是蹲在旁边看。头一拨打糍粑的人额头上冒出汗珠,父亲会喊一声:“换人!”旁边原先看热闹的人立马接过竹棒,耳边又继续响起“咚咚”声。
等糍粑打好,等一声“起”,众人便合力将其挑起,迅速摊在垫着白布的案板上。母亲赶紧上手,揪出一些小团的糍粑,蘸上黄豆面白糖,将这口热糍粑分享给大家。新鲜的糍粑烫嘴又烫手,每个人拿到时,都不免发出“嘶呼”声,这些声音和味道混在一起,伴随着家长里短的交谈,渐渐成了年的具象。
后来,我们搬进了小区。防盗门一关,年是各家过各家的,我以为再也听不见“咚咚咚”的打糍粑声了。
没想到腊月里,老家的倪峰社区拉起了红幅:活力迎新,乐聚社区。门口广场上,摆着几个新碓窝和打糍粑的工具,工作人员们拿个喇叭喊:“新年活动,打糍粑啦!大家都来耍!”
我下楼时,广场上已经围了一圈人,大家都踮着脚尖伸着脑壳看。几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把蒸好的糯米倒进碓窝,招呼大家来打。几个长者自恃经验老到,举起棒槌先上,“咚”地一声捶到了石壁上,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接着又替补上几个年轻人,棒槌刚落下去歪歪扭扭,不得要点,免不了又被围观的人嘲笑,最后在旁人的指点中,开始有了章法。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打糍粑的声调,不如从前清晰,不如从前齐整,但不得不承认比从前还热闹。旁边还有舞蹈比赛、年俗游戏,锣鼓阵阵,谈笑连连,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把小小广场填得满满当当。
母亲一指:“你也去试试。”我摆摆手:“算了。”她说:“去嘛,那边都是年轻人。”
顺着她说的方向看,几个同我年纪相仿的成年人,正围着碓窝打趣。当然,旁边还有几个小孩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的糍粑,和我小时候一样。
楼下突然响起几个摔炮声。我愣了下神,很短,稀稀落落地,像是哪个细娃儿眼热,没忍住把压箱底的喜讯提前播报了,这个声音在这片热闹里散得很快,却在我心里响了很久。
变与不变的年,在这些变又未变的声音里,打马而来。
谭鑫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20日 07版
冬日的山城乡下,本是沉寂而静美的,但一到腊月,许多声音便争相涌来。这些声音,属于年。
率先到来的是石磨。接连盘旋的“轰隆隆”声,一圈圈地回荡在耳边,像从地底下拱出来的闷雷。腊月里,谁家的磨子一响,我就晓得,要推汤圆了。
在我的故乡涪陵,山村里的人很少磨面粉,平常最多无非是磨豆花儿,有些石磨会闲一整年。推汤圆是石磨四季里仅存的工作,对人而言,推汤圆的时刻一年也只有一次,所以彼此都格外郑重。
推汤圆前,奶奶会提前泡上糯米,搭配着提前一周泡好的糯玉米,两种质地不同的白,不约而同地鼓胀着,像是要在石磨里一决高下。磨盘底下放着盆子,盆上搭块过滤用的白布。添磨的人坐在边上,一勺一勺地往磨眼里喂米,水和米要比例得当,米太多磨出来粗;水多了磨出来稀。
小时候,我偶尔在边上帮忙推磨。磨手是一根硬木杆,丁字形,比我手臂还粗,一头钩在磨椎上。我双手搭着另一头,像握着方向盘,弓起身子一前一后地推。石磨“轰隆隆”转起来,乳白色的米粉便从磨槽里流出,最后淌进木盆,透过白布滤进盆底。轰隆隆的声音开始欢快,最后几圈下来,年少的我只觉单调得像在“画圆”,动作重复没完没了。推上一阵,胳膊就酸了,腰也僵了,磨声也渐渐慢下来,宛如没电的录音机。
奶奶在一旁催:“快点,莫偷懒。”我说:“推不动了。”她放下勺子,变戏法儿般地从荷包里掏出几颗糖,递给我:“我来推磨,你来添吧。”
我把糖含在嘴里,舍不得嚼,只等它自己慢慢化开,甜丝丝的,有过年的味道了。
等我再大一些,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打粉的机器。洗净的糯米倒进去,一按开关,整座院子都只听到震耳欲聋的“嗡嗡”声,之前要推一两个小时的磨,有了机器10分钟左右便能完成。母亲说,这个快得多。可我总觉得,还是石磨的声音好听。机器太快了,声音也太干脆和利索,像两种时代的音色,没有石磨的那种拖泥带水——它是节约了时间,似乎也省略了一圈一圈慢慢转出来的踏实和“圆”。
如今,回到老家,想吃汤圆,未必非要等到过年,冰箱里随时都有盒装袋装、口味多样的汤圆。煮完也是白白圆圆的,一口咬下去,味道并不输儿时记忆。我问母亲:咱们以前的石磨呢?她说:搬家那年扔了。
我哪儿会告诉她,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耳朵里还会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它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圈一圈,在年关和年初之间来回,像是要把那些流转的年月,重新推到我面前。
何止汤圆,我发觉打糍粑的声音,这几年也变了调。
小时候在老家的院里,打糍粑通常是腊月二十几的事。这时,乡人早已尝过汤圆的鲜,腊肉香肠也已成了餐中餐,远方务工的亲人也开始逐渐返乡,糍粑便是这个节骨眼里登场的。
我家打糍粑的那天,上午父亲会把闲置的碓窝搬出来又洗又烫,上次它出场时还是中秋。厨房永远是团圆的第一战场,彼时的大铁锅架在灶上,灶膛里燃着柴火,甑子里冒着白气,糯米已经蒸上。
约莫蒸近一个小时,等空气里有米饭的香气,父亲便会将手背放入蒸笼盖子顶部试温,感受到甑子内部涌动的热气后,便会说:“上气了!”这预示糯米已然蒸熟,各项准备事毕。然后,他站在院坝里喊:“糍粑要开打了!”
不一会儿,从湖北回来的三爸、从黑龙江回来的伯伯、从广州回来的舅舅都来了,偶尔邻居的爷叔辈们也会加入其中。他们人手各持一根刚砍回洗净的新鲜竹子,在碓窝旁守候,只等蒸好的糯米倒入。
几个人成圈连锤带挤,棒子同时举起,又同时落下,手力往石窝使,脚步围石窝转,糯米在碓窝里慢慢变形,从一粒一粒变成一团一团,越来越黏,越来越软,声音也有了回弹般的“咚咚”响。
这是个力气活,小孩很难插手,我往往都是蹲在旁边看。头一拨打糍粑的人额头上冒出汗珠,父亲会喊一声:“换人!”旁边原先看热闹的人立马接过竹棒,耳边又继续响起“咚咚”声。
等糍粑打好,等一声“起”,众人便合力将其挑起,迅速摊在垫着白布的案板上。母亲赶紧上手,揪出一些小团的糍粑,蘸上黄豆面白糖,将这口热糍粑分享给大家。新鲜的糍粑烫嘴又烫手,每个人拿到时,都不免发出“嘶呼”声,这些声音和味道混在一起,伴随着家长里短的交谈,渐渐成了年的具象。
后来,我们搬进了小区。防盗门一关,年是各家过各家的,我以为再也听不见“咚咚咚”的打糍粑声了。
没想到腊月里,老家的倪峰社区拉起了红幅:活力迎新,乐聚社区。门口广场上,摆着几个新碓窝和打糍粑的工具,工作人员们拿个喇叭喊:“新年活动,打糍粑啦!大家都来耍!”
我下楼时,广场上已经围了一圈人,大家都踮着脚尖伸着脑壳看。几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把蒸好的糯米倒进碓窝,招呼大家来打。几个长者自恃经验老到,举起棒槌先上,“咚”地一声捶到了石壁上,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接着又替补上几个年轻人,棒槌刚落下去歪歪扭扭,不得要点,免不了又被围观的人嘲笑,最后在旁人的指点中,开始有了章法。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打糍粑的声调,不如从前清晰,不如从前齐整,但不得不承认比从前还热闹。旁边还有舞蹈比赛、年俗游戏,锣鼓阵阵,谈笑连连,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把小小广场填得满满当当。
母亲一指:“你也去试试。”我摆摆手:“算了。”她说:“去嘛,那边都是年轻人。”
顺着她说的方向看,几个同我年纪相仿的成年人,正围着碓窝打趣。当然,旁边还有几个小孩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的糍粑,和我小时候一样。
楼下突然响起几个摔炮声。我愣了下神,很短,稀稀落落地,像是哪个细娃儿眼热,没忍住把压箱底的喜讯提前播报了,这个声音在这片热闹里散得很快,却在我心里响了很久。
变与不变的年,在这些变又未变的声音里,打马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