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有些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然而，实际调研下来，储融融发现，原本想象中的消极、敌对情况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反倒是热情、幽默、乐观。最有趣的是那个给她家送报纸的外地小伙儿，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普通话”，即使被调查问卷占用了送报时间，却仍然保持着笑眯眯的状态。
这次“怪怪的”调研，彻底改变了来沪农民工在储融融心目中的印象，她家附近的服装店主、早餐铺主、菜场摊主都成了她的调研对象。“原来想，他们生活在城市角落里，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应该会很埋怨、很消极才对，没想到，他们那么乐观积极。”储融融说，这是她参加青调社团做的十多个调研题目中，发放问卷最顺利的一次。
储融融所在的青调社团共有30余名学生参加了这次调研，而他们所做的只是整个上海团组织、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有关《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研的一小部分。据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颖介绍，今年上海的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主题调研部分主要由3个方面组成，一是团干部走访用工企业内的农民工，二是各区县团委约谈农民工代表，三是大学生社团参与社会调研。
调查中，上海建工集团团委副书记马敏亮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些想法和自己原本预想的有较大差距。马敏亮所在的企业是一家管理型的总承包建筑企业，与这家企业有着长期联系的分包劳务公司下约有10万名农民工，其中超过56%%的人是18岁至28岁的青年。
“他们应该很介意加班加点赶工占用休息时间吧？他们应该每月只能挣一两千元吧？他们应该很需要团组织提供一些文娱方面的活动吧？他们应该……”这是正式调研之前，马敏亮对外来务工者工作生活情况的一些预想，但实际情况却与此刚好相反。
通过分析本单位1080份调查问卷，并与30名务工者代表座谈，马敏亮发现，实际情况其实是这样的——多数工人宁可每天早上5点起床干活，一直做到晚上10点收工，也不愿意获得更多的休息和停工时间，因为那就意味着没有钱挣，而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工资方面，工人的工资现在也随着物价上涨而提高了，以某房地产项目工地钢筋工程小组班组长为例，劳务公司包吃、包住，他每月能赚三四千元；工人对文娱活动的需求其实并不大，他们觉得可有可无，“工作一旦忙起来，哪里还顾得上参加什么文娱活动”。
企业更多关注着务工者的工作状况，而在另一头，上海市闵行区青年事务局综合事务科科长吴亮则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上，尤其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吴亮所在的闵行区共有13所获教育部门审批认可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青年事务局将其中3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家长代表约40人请到了一起，并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同座谈听取意见和建议。
同样出乎吴亮的预料，座谈中，校长、老师、家长们谈论最多的竟然不是食品安全、校舍环境、师资力量等农民工子弟学校相关的常见话题，而是学生学习的九年制贯通问题。“如果不是这次调研，我们恐怕也很难发现这类问题。”吴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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