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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重庆晚报》4月25日）
据报道，中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其中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而美国仅2009年上半年就有2304例。自愿捐献的寥寥无几，一方面诸多病人面临着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买卖器官盛行甚至绑架、拐骗他人的违法犯罪屡禁不绝，加大器官捐献率可谓迫在眉睫。
所以，我对卫生部此举非常赞同。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早有先例，例如美国就有公民在申领驾照时捐献器官的登记。在有些国家甚至更进一步，例如比利时国会立法规定：所有死者都将视为愿意捐出器官作为移植或研究用的捐献者;在新加坡，如果没有特别声明，所有死者将视为器官全部捐献。而且，卫生部门提出在登记驾照时登记捐献器官，强调自愿性，体现了人性化。
但是，一项好的制度，在实践中能否产生预想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黄洁夫提出，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这其中将包括救助补偿政策，器官捐献者有望获得物质补偿，比如减免器官捐献者及其家人的住院医疗费用、减免器官捐献者的殓葬费用等。这样的配套制度如果能相应建立起来，将有利于促进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但是我以为，真正可能阻碍器官自愿捐献的难点，并不在于经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观念。第一就是我们传统上忌讳在生前谈死亡，不愿意考虑死亡之事。在申领驾照时，填写登记器官捐献，许多人很忌讳，他们忌讳谈死亡，也就谈不上自愿捐献器官的问题。其二是，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和“死后留全尸”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古代刑罚中，能保留全尸的刑罚比不能保留全尸的刑罚就明显是更轻的刑罚。所以，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以保留全尸“入土为安”。
这与许多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国家信基督教的多，认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寄居之所，死后灵魂升天。身体不重要，所以器官捐献率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8月31日，英国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身亡，她生前是英国红十字会形象大使，有死后自愿捐献器官的记录。所以当被诊断为脑死亡后，经过迅速匹配，戴安娜王妃的肺、肝、肾、胰、角膜和部分皮肤移植给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的8名病人。
今天，要让自愿捐献器官能得到有效的普及，破除观念的误区尤务重要。应当意识到死亡与生命是与生俱来，有生必有死，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在生前谈论死亡，并不晦气，反而让人能更加珍惜生命。其次，死后捐献器官的行为，不应当理解为对死者的不尊重，反而是公民本人生命的延伸，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自己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体现与延续，是对生命的更加尊重。我认为，官员、名人等社会精英，理应在弘扬文明上做出表率，带头登记自愿捐献器官，引领社会潮流。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