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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壹基金”落户深圳市的审批文件上，马宏签发了“同意登记”。这意味着，“如果出事了，首先被问责的是我。”
马宏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与深圳市民政系统里很多人一样，她清楚改革是要冒险的。当有人说深圳借着壹基金的落户出了风头时，她却说：“风险比风头大。”
壹基金因其发起人李连杰的形象而广为人知。它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没有业务主管单位且由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这是一个异类。深圳市民政局长刘润华介绍，中国大陆目前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除了由民政部门做登记管理机关外，还需要有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在深圳落地之前，壹基金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始终得不到合法身份。2010年9月，李连杰曾对媒体倒苦水，这个团队能力不差、财务状况很好、合作伙伴般配的慈善基金会，就是不能合法注册。
壹基金的状况，反映出民间公募基金的典型困境：人们捐出的钱聚在一起使用，若出了问题，谁敢负责？同样，这也困扰着其他领域的许多社会组织。
相关规定写得清清楚楚：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共同负有监管责任，在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情况下，当然只能是由民政部门承担责任了。在这个制度设计下，民政部门通常的选择是拒绝。但深圳市民政局没有这么选。
2008年，深圳市下发文件规定，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
考虑到此后发生的事，这一举动难免让人感到吃惊。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同意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并开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试点。
这意味着，深圳在壹基金落户这件事上，只有原则，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指导。深圳是在打擦边球。
这种先做再批的模式，在深圳并不陌生。据一位深谙内情的老人透露，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程序申报，上面批准以后再做；但如果上报批不下来，难题就踢给改革者，改革可能就此搁浅。因此，不如先领会精神，把事情做好了，然后再从程序上“讲讲规矩”。
深圳市民政局推进的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正遵循了后一种方式。早在2004年开始，该市推动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部门全面脱钩，2006年，深圳市开始实行行业协会和商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体制。
关于改革，刘润华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其他领域或者是改得差不多了，或者是进入了深水区，不好改，但民政工作却有极大的改革空间。
因此，深圳市民政系统始终充满了改革的冲动。壹基金落户，应归功于这种改革冲动。
有改革冲动当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得到民政部的认可后，深圳市民政局对如何进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并不明朗。
刘润华知道，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和政策的突破，都是某种意义的“违法”和“违规”，都需要承担巨大的改革风险。“哪怕是小小的失误，执行者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尽管如此，当听说了壹基金的困境之后，刘润华还是立即给老朋友、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打了个电话，请他转告李连杰：如果壹基金愿意到深圳，他愿意提供一切方便。
此后，在与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商谈细节时，刘润华明确告诉对方：壹基金落户深圳是大事，“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
此后，与壹基金的另一名参与者、企业家王石商谈此事时，刘润华又一一列数了深圳这些年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改革，并保证“我们不是心血来潮”。就连在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王石，都对此感到惊讶。
接下来就出现了媒体演绎过无数次的“深圳速度”：只用了5天审批，中间还隔着周六和周日，深圳“壹基金”获得批准。
有人一直在追问：壹基金批准成立基金会后，别的基金会到深圳来，他们还会继续批准吗？
“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咬着牙关做了第一个，我总要歇会儿。” 刘润华回答得没那么干脆，“我不可能来者不拒，我要看清楚。”
刘润华认为，深圳做的事无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这是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他强调说：“我们不是搞运动，不能冒进，这关系到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我们要走好，走不好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在壹基金快速获得落户批准的背后，是一系列慎重的决策。深圳对“壹基金”提出的要求是，要守法，要按规矩办事。此外，马宏出任了“壹基金”的监事长，在“家里”就可以掌握每一步行动。
刘润华说，他常记起自己的老上级、深圳市委前书记李灏的话：“你不可以不改革，你要负责任地去改革，要对改革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本报记者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