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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保险理赔人员在对事故校车拍照。
12日傍晚，江苏丰县首羡镇中心小学一辆专用校车发生侧翻事故。截至13日2时30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15人。事故善后工作已全面展开。事故发生后，受损校车被移至丰县交警部门停车场。
新华社记者 刘兆权摄
12月12日傍晚，江苏省丰县发生校车侧翻坠河事件，遇难、受伤的孩子让人揪心。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今天在媒体采访时说，地方政府现在就应负起保障校车安全的责任，“不要非要等到条例出台之后”。“在校车的安全管理上，我们应该着眼于祖国发展的未来，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不要仅仅看作是一个交通安全问题。”校车问题涉及到很多部门，需要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界定相关部门的职责，真正做到各负其责，形成校车安全监管的合力。校车的标准应该严于其他载客客车标准。在校车运营上，应该提供一切有利于校车安全运营的一些条件，甚至可以赋予它必要的特权。
目前全国符合标准的校车只有2.9万辆，仅占接送中小学生和幼儿车辆的10.32%。近5年，校车事故死亡学生中的74%为农村学生。
这组数据来自近日国务院参事室举行的教育论坛。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今天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了上述信息。
鲜活而年幼的生命瞬间消失，一个简单的诉求再次被提及：如何确保孩子们平安上学，平安回家？校车夺命是因为我国没有优质校车，还是无人愿意运营校车，抑或是条件好的校车太贵买不起？
12月11日，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起草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针对校车安全管理的专门法规，对校车如何申请，道路行驶和停车享有哪些权利，都有全面详细的规定。然而，对于谁来出钱买校车、如何运营校车等关键性问题却留了个“口子”，只作原则性规定。
“校车的钱从哪里来、如何运营才能把校车打造成最安全的流动校舍，是立法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杨东平说。
技术不是难题
目前，中国市场上现有的校车究竟能达到何种安全水准？
2010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曾联合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以下简称“强制标准”）。
该文第一起草人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车辆碰撞研究室主任李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车辆一旦发生险情，起火引起内饰或座椅布料燃烧产生烟雾会对乘客健康有害。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目前中国小学校车在防火方面要求很高，所用的内饰材料必须有很强的阻燃性，如果燃烧，速度也要比普通客车更慢，且燃烧时释放的烟雾量很低。此外，校车标准在车窗设计上借鉴了美国的先进理念，侧窗的下半部分固定是强制要求，最好是全封闭式的，以免孩子们在打闹时不小心滚出车外或在车辆行驶时将头手伸出窗外。
李弢表示，中国对校车座椅和护板的安全要求已明显高于欧洲标准。“护板的作用是发生事故时将人固定在一个小区域内，使人不被弹飞。护板的硬度如果太强会损伤人体。专业小学生校车的护板要求能够在碰撞时保护人体的安全，其作用类似于普通客车的安全气囊。”
郑州宇通客车公司是强制标准的起草者之一。该公司工程师杨新峰告诉记者，经反复测定，他们设计推出了“大鼻子”样子的校车，这是为了确保在发生撞车时，客车前端的“大鼻子”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撞击能量，从而达到保护车内学生的效果。此外，孩子们个子不高，又容易在车身周围打闹，为保证司机在任何时候都能观察到车身周围及车内所有状况，工程师们对后视镜多次调整，最终能做到360°无盲区。
除了外部结构强度等设计，厂家还对车内座椅的舒适性，护栏的软化、安全防火性能，逃生的安全门等进行特殊安排。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在宇通的校车中看见，车里大多数座位都只有普通客车座位的2/3大小，这种设计减少了孩子在车里“晃荡”的可能。后排和侧面有几个常规大小座位，是留给随车老师的。所有护栏外都包裹着软性材料，车内外有警铃和好几个逃生通道。而醒目的黄色车身，配备的警示牌和鸣笛，都显示出了校车的“特权”。
事实上，这样的“特权”很少实现。宇通校车事业部经理李强告诉本报记者，为了打开市场，他们的销售团队不但卖车，还配套“讲课”，拿出多种运营方法和方案，就如何保持运营的收支平衡给客户提建议。但推广几年来，很少得到认可。关于资金来源、风险、司机、保险等种种问题，让很多地区的客户感觉“太麻烦”。难得出现的一些订单，都是按几十台出货的。
2009年，他们的校车卖出200多台，2010年卖出670多台，今年能达到1000台，“创历史新高”。但这个数字和宇通去年4万多台的客车销售量相比，微乎其微。事实上，该公司一般校车约20万元一台，最好的校车也仅40多万元，而该公司最好的客车要200万元一台。
李弢则表示，购买校车比一般客车最高也就多出10万元到20万元，“一般学校都可以买得起”。
不过，强制标准仅用于“强制”生产正规校车的企业，而对于谁买车用车，强制标准则毫无约束力。在现实中，封闭厢式货车、普通载人客车、农用三轮等车辆，都成了把“祖国花朵”们送去学校的“好帮手”，超载是普遍现象。
在校车事故频发之后，公众才弄明白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我国校车行业技术标准先进，生产企业屡有突破；另一方面，路面上行驶的校车老破残旧，无人对此进行“强制”约束。
校车的三本账
如果要选择质量过硬的正规校车，客户们会摊开账本，算一笔详账：公交车可以全天运营，但校车只有上下学时才开动，平时空置；法定假期和寒暑假不发校车，但车和司机都得养着，效率很低。因此，校车如果按市场化标准收费，根本无法盈利；如果按运营成本收费，费用太高。
近看这本账的确让人两难。但目光稍稍拉远，不难看见第二个“账本”。
校车为什么存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表示，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一个学校的辐射半径是2.5公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农村学校开始布局调整，“村小”大量被撤并，学生上学远的问题出现了。
袁桂林介绍，从2000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包括县镇）普通小学数从521468所缩减到263821所。这意味着，近10年内，我国农村普通小学数减少了近一半，县镇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是主要的撤并对象。教育部门由此提高了教育的投资效益和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但带来的是孩子们的苦处。在一些地区，孩子们为上学要走十几里甚至二三十里，走的多是崎岖山路。
国务院法制办在《征求意见稿》说明中表示，校车安全条例作为校车安全管理的专门法规，主要规范的是农村地区为居住分散学生提供的校车服务，重在制定保障校车安全的制度、措施。
为何如此配置教育资源？社会管理者们给出了第三个“账本”。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莱芜市市长马平昌曾告诉本报记者，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外出打工等原因，现在留在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百来户人家的村子，可能只有很少几个年龄不等的学生。如果为五六个孩子设立小学，就得专门配备老师，校舍、图书馆等也要建，成本太高。
马平昌曾多年在基层乡村工作，深知其中危险。他告诉记者，就为了校车问题，他曾走进教育局长的办公室，专门讨论能否为学校配车和司机。但教育局长告诉他：条件比较好的村花八九万元买了车，把孩子送去上学，但条件差的村就很难保证。和其他地区相比，莱芜已经走在前面。马平昌介绍说，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莱芜在发展城乡公交车，由财政补贴，实现低票价运行。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曾表示，截至2011年4月，全国各级各类幼儿园、小学、初中共有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车辆285000多辆，符合《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有29400多辆，约占了10%，近29万辆的“校车”中，只有50600多辆是学校自己出资购买的，大量“校车”都是由学校向校车服务公司、或者公交、客运、旅游公司租用，家长合伙租用也占了不小比例。
政府的钱应该用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曾在2010年提出《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但教育部在给他的回复中表示，财政投入不足是难以开展校车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结论认为，校车由政府埋单，费用太大。
其实，为解决孩子们、尤其是要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孩子的上学问题，国家已经投入不菲。袁桂林告诉本报记者，从2004年起教育部门曾推行寄宿制学校，为此至少花费了100个亿。
记者在一份公开资料上看见：截至2007年，中央财政为西部地区“寄宿制工程”投入100亿元，建成7651所学校，这些学校以发展农村初中为主，解决了几百万名学生的就学问题。
但是，此类学校浪费极为严重。袁桂林告诉本报记者，投入的钱很多用于危房改造，但人员和管理根本跟不上，最后导致校舍是空的，没有人教书，也没有人上学。2008年他曾去山西省调研，看见很多这样的学校“门可罗雀”。
他指出，政府对以校车解决的问题不仅要看到投入，更要看实际的效果，对“寄宿制工程”不仅要看成绩，也要看浪费。这个从事研究农村教育多年的资深专家告诉本报记者，2004年推出“寄宿制工程”很突然，“这一决策不够透明，既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基层教育者的意见。其实为了解决上学远的问题，应该重点考虑对交通的投入。”
杨东平则表示，尽管由中央财政完全为校车埋单不现实，但是，政府不能由于财力有限而在校车问题上无所作为。
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告诉本报记者，他建议将买公车经费的三分之一用于买校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再高明的统计学家都很难算清，中国的公车有多少人在8个小时之外没有开回家去，而是真正用于工作用车。
他强调，为政府配车是比较浪费的资源配置模式。如果进行货币化和社会化结合的车改，比如以补贴形式鼓励官员自备车用于公务，或招标社会化公司配置用车，至少能节约三分之一的钱，“而这笔大开支，完全可用于校车”。
“该花的钱一定要大胆地花，给穷人的钱再多都是必要的。但官员的钱要算计着花，不能浪费。”叶青说。
在他看来，政府应调整行政支出，愈是穷的时候，愈要增加投入，扶持实在困难的家庭和群体，尤其是把最需要校车的农村地区的校车配齐，“教育和校车不能过分强调成本概念”。
本报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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