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微公益正加速快跑

    41岁时，管敏正决定“用脚投票”。

    他和朋友们打了个赌：如果他在崇明岛上走完50公里，他们就要依照赌约，每人为西南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一定数量的鸡蛋。

    就在几个月前，这名上海律师还和大多数人一样站在慈善的起点。大灾大难时“跟着捐款”，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钱捐到哪里，感觉那与自己“很遥远”。

    直到他在媒体上看到了“郭美美”这个名字。生气之后，管敏正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公益组织。

    在媒体评论中，这一年，慈善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民间公益组织却被认为得到了发展机会。意在汇聚每个人微小善意的微公益，正在加速快跑。这些善意可以是管敏正脚下的50公里，也可以是每天捐赠5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的一份免费午餐，甚至是为癌症病人制作假发而剪下的几缕长发。

    它们并非看上去那样微不足道。

    即使和这些孩子相隔千里，帮助他们也并非“遥不可及”

    管敏正第一次参与“暴走”，是在今年4月的苏州太湖边。那次，他只是抱着“锻炼身体”的心态，没想什么鸡蛋的事情。

    “一个鸡蛋的暴走”，是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而举办的一个募款项目。每个鸡蛋8毛钱，176元就可以让一个孩子吃上一学年的鸡蛋。“为他们的世界加点料，无需太多，只要每天一个鸡蛋。”

    61人被这个简单的愿望打动了。按照“游戏”规则，出发前，他们向各自的朋友发了一封邮件：“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行动’……对于一把年纪而且身为微路痴的我，说没有问题那简直就是骗人的……所以，为了让我走得更有动力和意义——如果，我能够顺利完成50公里大暴走的行动，你是否愿意捐点鸡蛋？” 

    张帆就意外地收到这样一封邮件。她欣然应下了这个赌局，只是她没“押注”，而是直接作为行走者参与进来。最初，她对结果并不抱太大期望，因为只有5个人回复了她发出去的邮件。这个在公益组织工作的年轻人很清楚，要想从个人口袋里“拿出钱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管敏正和张帆站在同一个起点。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走完前20公里很轻松。除了赶路，他们还能顾得上拍照、发微博，甚至和好奇的路人闲聊。

    30公里过后，队友们的距离拉远了，闲聊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张帆觉得自己身上就好像“背着鸡蛋一样”。每个人只是顾着低头走路，脚底板火辣辣地疼，管敏正的脚底磨出了水泡。

    他们最终没能坚持到终点。张帆把标注着“36公里”的催款邮件发了出去，管敏正索性自己捐了5000元。不久之后，他们可以在活动网站上的一段视频里看到，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一手拉着妈妈，另一只手的食指点着嘴唇，腼腆地对回访志愿者说：“好吃！” 

    在张帆看来，即使和这些孩子相隔千里，帮助他们也并非“遥不可及”。

    在千亿慈善捐款面前，一只8毛钱的鸡蛋几乎不值得一提。但经过管敏正和张帆们的努力，4434名小朋友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学年里，每天实实在在地吃上一个白煮蛋。

    政府不该用大机构来统领社会，应给公民自己行动的机会

    6个月后，管敏正又参加了上海崇明岛暴走。这次，共有1000多名白领青年参加。尽管最终募集到的67万元算不上多大数额，但77%来自于公众募捐的这个数字却让组织者高兴不已。就国内而言，慈善捐款目前的主要来源还是企业和机构——公民社会尚不成熟，面向公众募款比面向企业要困难许多。

    这种困难在今年6月过后，显得更加明显。曾有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小细节：一家基金会恰好在街头进行“月捐”宣传，本想通过公众持续、小额地参与，帮助弱势群体脱贫。然而，志愿者在街头劝募时，路人却以“冷眼”相对，有人甚至直接问，郭美美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看起来官方慈善机构遭受到了来自社会的重创，其实社会本身才是遭受伤害最大的群体。”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说。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前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经过几个月的质疑，中国社会现在急需一场新的慈善运动。

    而在天涯社区公益总监梁树新看来，“郭美美事件”反倒给了微公益一个机会。“这是微公益的升级年。”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则肯定地表示，慈善乱象和微公益将被同时写进今年的《慈善蓝皮书》。

    “微公益大多是非正式组织，但反而透明度高，和群众互动性强。对传统慈善是很大的挑战。普通老百姓以独立人格、自己判断是否参与，这基本就是群众自治和群众互助的形式。”杨团说。

    实际上，早在2009年，“多背一公斤”发起人安猪就在讲座中提到微公益这个概念。在他的理解中，区别于“献身”、“捐巨款”的大公益，微公益强调大量普通人参与并让社会产生真正的改变。

    梁树新就曾发起过“铅笔换校舍”的活动，他用广西贫困小学的一支铅笔在微博上成功换到了价值12万元的物品，这些物品竞拍后，重建了学校的围墙、厕所还有操场。

    第一个参与交换的，是个名叫“路人甲”的网友，他的交换物品也很路人，一块明治巧克力。接下来，巧克力变成了电饭锅，电饭锅又变成了打印机……一周内，梁树新就超额完成了目标。

    梁树新觉得，慈善就是填一张汇款单的时代应该过去了。“以前，慈善无非就是两种形式：要么体制至上，靠政府动员；要么精英至上，靠富有的社会上层，像时尚晚宴、名人拍卖，这种形式老百姓根本参与不了。但是现在的微公益改变了以前传统的慈善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它几乎做到了零门槛。而且并不强调一定要捐款捐物，哪怕转发一条求助信息，也是非常好的微公益行为。”他说。

    动动手指就可以做公益，这样的事如今已经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懒汉行动主义者”，他们信奉“少即多”的理念。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懒汉”故事是，一家国外网络游戏企业设计了一个页面，邀请玩家回答问题。每答对一题，网站都将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米。两年后，懒汉们“捐”出了2200万碗粮食给饥荒人群。

    受此启发，一家国内游戏企业仿效了这个模式。还有人打算设计用游戏积分来换大米的募款方式。甚至多余的“体重”都可以用来做募捐。在一个公益减肥项目的设想中，每位会员减去的体重都将自动换算成同等重量的大米，捐给贫困地区学校作为午餐主食。

    慈善也可以是请客吃饭。就在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时，梁树新和同伴们继续在贵州山区进行免费午餐项目。在淘宝商店里，只需点击“立即购买”和支付5元，就可向贫困地区学生提供一份午餐，包括一份米饭、一个水煮蛋、一份汤菜，每星期还有两顿肉。

    梁树新乐观地认为，每个人其实都心存善意，关键是如何找到激发他的点。5元操作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不会让人感到太大的压力。

    “每一个公民的细小慈善行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公益可能不是100万、1000万元，而只是举手之劳。”陶传进说。在他看来，政府不应该用大机构来统领社会，而是应该给公民自己行动的机会，让人们自主选择认为可信的慈善组织，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慈善的主人，在细小行为中获得幸福感。

    只是抱怨别人的人，自己也该想想，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在陶传进的观察中，慈善机构爆发信任危机后，社会上两种人同时出现了。

    由于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在今年又增加了300多家，很多对传统慈善机构不信任的人，扭头自己单干。“当基金会的数量逐渐多了，社会选择才有了基础。大家不再把钱聚集在少数几家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机构手中了。”他说。

    一个为盲人录制有声读物的图书室，一家线上低价售卖二手服装的公益组织，都可能成为人们释放善意的平台。

    2006年，几个来京务工的青年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皮村创办了这样一个空间，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这家商店接受社会捐赠衣物，略有不同之处是，他们将衣服出售，每件只需几元。扣除必要开支，再把收入用于其他公益项目。他们甚至为商店创作了一首歌，四四拍，不过上来就是句大白话，“这里有一件件传递的衣服……”

    公益商店的创办者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孙恒等人。这个艺术团在北京小有名气后，他们开始接收到一些机构捐赠的大批衣物。起初，他们把二手衣服直接拉到工地上发给工友，没想到现场一片混乱。有人不管衣服是否合适就拼命抢；也有人冷冷地站在一旁，觉得这种施舍有辱尊严。

    于是，他们想到了公益商店的模式。5年过后，皮村附近已有10家分店，并在北京拥有6个代收点。

    晚上6点过后，工友们大多下班了，这是商店里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候。卖得最好的一直是男裤，6元至10元一条，总是供不应求。每周4天，商店工作人员都得开着面包车，在北京上门收旧衣服。和几年前相比，如今的捐赠量已经翻了几番。

    不过，陶传进也注意到另一种人的活跃。“我不信任别人，我自己也不做，还要骂人。只是，抱怨别人的人自己也该想想，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大多数时候，善意并非无处安放。它可能就在一双小小的二手童鞋中。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北京一位普通捐赠者的手机上，突然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您是紫萱小朋友的家长吗？我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在一个公益机构得到一件写有紫萱名字的衣服和鞋子几双，我女儿穿上就不愿意脱下，她没穿过这么好看的鞋子。我们是外来打工的，每月除了开销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们姐俩买漂亮的鞋子。看着一脸幸福的女儿我很感动。紫萱一定非常漂亮，我从她的鞋和衣服中看到了。”

    这位妈妈兴奋地把电话打到同心互惠商店。她没有想到，受助人竟然沿着衣服里的蛛丝马迹找到了他们，那本是女儿幼儿园老师要求写在衣服上的标识。她更没有想到，自己这份小小的善意，竟为另一个陌生的女孩，点燃了一盏幸福的灯。